《魔戒》中的英雄

《魔戒》中的英雄

  
            文╱小灶  
  英雄與否的關鍵不在于能力,而在于在道德上的品質。

托爾金(J. R. R. Tolkien)的《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被喻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文學作品。“廿世紀文學……的學術會議上,至少都有一篇關于托爾金的論文……”而《魔戒》三部曲,毫無疑問是托爾金最重要的代表作。

但《魔戒》剛剛發表的時候,卻並不被評論家們看好。主要原因是他們認為,“像托爾金這樣嚴肅的牛津大學大牌語言文字教授,居然去寫這種小兒科的東西”。不過托爾金自己卻對“神話故事”,有著特殊的熱情。這股熱情乃根植于他深厚的基督教信仰和敏銳的文學洞見。

另一位與托爾金在信仰之旅上相互影響的牛津巨匠──魯易士(C. S. Lewis),亦寫出了《那里亞童話》(Tales of Narnia)、《裸顏》(Till We Have Faces)這樣的作品。相對而言,若說魯益士的作品充滿了《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式的隱喻,因而比較容易被所謂的“職業評論家”,揪出“藏在外套下的牧師圓領”(雖然這類評論本身往往只是暴露出評論者的淺薄),那麼托爾金的作品,就更像是“為文學而文學”、“為藝術而藝術”,以至于會使最挑剔的評論者啞口無言。

不是意志的結果

雖然托爾金在《魔戒》的序言中明白的告訴讀者,他不是要寫一部《天路歷程》式的隱喻小說,因此不建議讀者如此去欣賞他的作品。然而,自《魔戒》出版以後,把它當成基督教隱喻作品來讀的人,仍然數不勝數。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把弗羅多當作基督。弗羅多抵擋了誘惑,背負著魔戒(罪惡),經歷了背叛(他堅持信任咕嚕,咕嚕卻把他出賣了);被囚、被剝去衣服、被嘲笑(均發生在西力斯昂哥之塔);而為要到達末日火山,他還走過了“葛哥洛斯”平原──這與“各各他”的發音也很相近。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弗羅多在最後時刻的“失敗”。表面上看來,這似乎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命運不吻合。按隱喻的方式來解讀《魔戒》的人,似乎可以從托爾金自己的說法,找到支持。因為按照他的解釋,弗羅多在最後時刻被魔戒徹底壓垮,並不表示他在道德上的失敗,因為魔戒的力量在那時超過了任何“人”所能承受的極限。換句話說,托爾金同意弗羅多在那一刻“死”了。

然而,托爾金反對將弗羅多視為基督的象徵。姑且不論上述解讀在結構上的牽強,單就弗羅多的“死”來說,仍有很大的問題。因為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死”這個行為,而在于“死”所帶來的效果(姑且不論基督的死乃出于自願,而弗羅多則是被迫):基督的死本身就完成拯救;而弗羅多的“死”,若沒有咕嚕的“意外”,所完成的不是最終的拯救,而是最終的滅亡。

與此相關的另一點是,索隆的斷指帶來了第一次的勝利,而弗羅多的斷指則帶來了第二次的勝利。因此,如果硬要將弗羅多與某個角色對比的話,托爾金在這裡是用魔王索隆而非基督與弗羅多對應。所以,我們不能用這種憑己意解讀的方式來欣賞文藝作品,應尊重文藝作品自身的規律。

當然,這不是說文藝作品不能蘊涵或者表達基督教精神。事實上,按基督教神學來說,藝術本身不可能起源于“那惡者”;一切的“美”與一切的“善”,都是從眾光之父那裡來的。因此在一個信仰虔誠的基督教作家(如托爾金)的作品中,若不能發現基督教信仰的元素,反而是怪事。

以我們前面談到的“最後拯救”為例,托爾金自己是這樣評論的:

正是因為弗羅多的“憐憫”和“對傷害的饒恕”,全世界和弗羅多自己都得到“拯救”。人們告訴過弗羅多,咕嚕一定會背叛他,也一定會在最後關頭搶劫他。因此,“憐憫”咕嚕、不殺他,或是出于愚昧,或是一種對“憐憫”和“慷慨”等價值的神秘信仰(以至于即使當事人正處于危機四伏的環境之中,仍會持守這信仰)。

咕嚕的確在最後搶劫並傷害了弗羅多──但正由于這最後一刻的惡行,救了弗羅多!正是因為“饒恕”,弗羅多自己得到了拯救和解脫。

在這裡,托爾金完全体現了他對英雄主義的基督教式理解:英雄不是意志的結果,而是恩典的產物(註1)。

我們再看《魔戒》中,其他幾位英雄人物。

費瑞的英雄“光譜”

根據費瑞(Frye)的看法(註2),若按能力劃分,一般而言,我們可以在文學作品中看到五種類型的英雄:

第一類是“神話式的英雄”,他們有超自然的能力,比如甘道夫。

第二類是“浪漫主義的英雄”,一般來說是傳奇中的主人公,本身不一定有超自然的能力,但卻有異于常人的地方,如亞拉岡。

第三類是所謂“高效仿式的英雄”,其本身只是普通人,卻帶有一種高貴的品格和魅力。許多評論家把弗羅多看作是這一類的代表。

第四類即所謂“平凡的英雄”,費瑞把他們稱為“低效仿式的英雄”。因為他們就是普通人,有時甚至還帶點喜劇色彩,山姆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最後,現代文學作品中有時還會看到一種所謂“吊詭式的英雄”,或“荒謬的英雄”、“反英雄”。咕嚕可以算這種類型的代表。

所以總括來說,五種類型都可以在《魔戒》中找到對應──《魔戒》氣魄之宏大,大約在此也可略見一斑吧!

按費瑞的理論,我們一眼就可看出哈比人山姆是當之無愧的英雄。托爾金筆下的哈比人,是我們在鄉下最常見到的村民:單純、善良、誠實,但有時又有一點固執、帶著天真的狡黠、甚至貪婪。山姆就是典型的“平凡”的哈比人。

但如果沒有山姆在一路上的幫助,弗羅多的使命絕不可能完成。所以,可以說,山姆是“平凡人通過努力而做成了偉大的事蹟”,正符合費瑞對“低效仿式的英雄”的定義。而這正是最能引起讀者共鳴的地方──你我不需要有什麼超群的品質或能力,也可以做成偉績、成為英雄,就像山姆那樣。

那麼究竟是一些什麼“在平凡人身上都找得到的”因素,最終使山姆成為英雄呢?托爾金的基督教觀念在此得到了体現:英雄與否的關鍵不在于能力,而在于在道德上的品質(這些品質在平常人身上都找得到,所以平常人都可以成為英雄)。托爾金說:“英雄主義乃根植于順服和愛,而非驕傲和意願。”在這個意義上,山姆是當之無愧的英雄。

托爾金在小說中給山姆的角色是弗羅多的僕人,因此,“順服”的品質,可以得到更多的發揮。在現代社會裡,因為“順服”和“忠誠”在觀念上的接近,所以我們可以後者來理解這種品格,而電影《魔戒》(杰克森導演)便是以這種“忠誠”的形像,把山姆呈現給我們。

至于托爾金所說的“愛”,不是指現代愛情故事中的浪漫氣氛和情緒,而是與基督教中“望”(hope)相關的觀念,即“對美好之事的嚮往和熱愛”,是一種對“美的異象,對比自己更高貴之事的敬畏,一種與尋求自我滿足的安逸的爭戰。”我們常人在生活中,就時常有一些美好、但“不那麼切實際”的幻想。山姆也是如此,不過他把這種幻想付諸行動,甚至為此付上一點代價。

這種愛(或望),也正可以是憐憫的基礎──弗羅多與咕嚕的關係最能清楚地說明此點。在電影《雙城奇謀》的上半部分,有這樣一段場景:弗羅多對山姆頑固不化地歧視咕嚕生氣,他說道:“你不知道它(指魔戒)對他產生的影響……和它仍在繼續產生的影響……”“我必須相信他能回轉過來。”

這一段有好幾個地方都值得提出來。首先,弗羅多、魔戒、咕嚕之間的關係,正符合基督教對祭司、罪以及罪人關係的描述(參見《希伯來書》5:1-3),因此也正是聖經要求基督徒憐憫(或悲憫)罪人的原因。

其次,弗羅多對咕嚕能“回來”的“信仰”,正符合我們上面說的對“更美之事”的盼望,較之山姆,弗羅多的盼望更內化和深刻。

第三,這種盼望攸關弗羅多的生死,不同于山姆可有可無的幻想。因此可見,“高效仿式的英雄”雖與“低效仿式的英雄”,在構成英雄主義的(道德)要素上類似,但在層次上卻更深刻。

一隻伸下來的手

另外,從作品的技巧上來說,我們發現基督教倫理當中最核心的信、望、愛等觀念,在這裡都被巧妙地編織在一起。

山姆和弗羅多所表現出來的品質,比如忠誠(或順服)、愛(嚮往、憐憫)等等,若就自身來看,其實並不能保證他們取得費瑞所謂的英雄地位和成績。相反的,有時甚至正如托爾金所言,憐憫本身是一個愚蠢的行動。順服、忠誠或信守承諾,也都是一些愚蠢、自尋死路的想法。比如,山姆因為信守諾言,差點兒被淹死;弗羅多因為信守諾言,被魔戒壓垮;而他對咕嚕的憐憫,導致被咕嚕攻擊,差點掉進萬劫不復的深淵……

在故事中,這些危機最後被一一化解,乃是由于一些很特別的因素或事件。對不信上帝的人來說,這些關鍵叫做“偶然因素”,但對托爾金來說,這些危機的解除卻是由于一份“恩典”。換句話說,英雄本身的品質,還要加上上帝無微不至的護理,才能保證英雄最終的誕生。英雄在“拯救”時,自己也需要被拯救。

因此《魔戒》影片的導演杰克森,在處理山姆被弗羅多拉上船,以及弗羅多被山姆拉上懸崖的時候,都用了同樣的富有基督教寓意和象徵的圖像,即一隻手從上面伸下去,拉住一隻從下面伸上來的手。這實在非常高明──這裡即使要說杰克森煽情,恐怕也只能說他煽得恰到好處了。

也許有人會說,就算你可以把偶然講成恩典好了──時勢造英雄,沒什麼好反對的──但若沒有他們本身的堅持,也就沒有最後的故事。這難道沒有意志的因素在裡面嗎?

是的,從個人必須參與其中的角度來講,我們當然同意,個人意志的參與也是重要的。(否則我們前面關于品質的討論就沒有意義了)。我們否定的,是個人自我決定、自主式的意志,即否定的是“我偏要如此”的意志。我們可以以弗羅多為例:

一是在電影《魔戒遠征隊》的結尾部分。當弗羅多掙扎著是否要選擇離開眾人、單獨前行時,他回憶起甘道夫的話,于是做出了正確的選擇。這個選擇顯然是英雄式的。第二個場景發生在電影第三部《國王歸來》的下半段。當弗羅多暫時擊退了索倫和咕嚕,精疲力竭,又因發現自己冤枉了山姆,身心交困地摔在地上的時候,精靈女王的話再次讓他站了起來。這當然也是英雄式的。然而,如果把這兩個場景,單單理解為小學作文中類似“想起了雷鋒叔叔的話”,就忽略了非常關鍵的東西──我們在這裡要關注的不是回憶這種形式,事實上這種形式是杰克森的大眾化版本,托爾金在小說中的處理要複雜和細膩得多──我們要關注的是所回憶的內容。更具体地說,甘道夫和精靈女王各自對弗羅多所說的一句話。

甘道夫說的是:“所有那些活著看到這種時刻的人,都這麼期望。但這不由他們來決定。你所能決定的只是,如何來處理這段賜予你的時間。”精靈女王說的是:“這任務是被指定給你的,夏爾的弗羅多。如果你不能辦到,就沒有人能了。”

這裡表現出來的是一個經典基督教神學問題,即上帝的主權預定與人的自由選擇之間的關係問題。而托爾金給我們的答案是:人的選擇不僅不因上帝的預定而消失,而且恰恰相反,人之所以能選擇,正是由于上帝主權的預定(正因為上帝定了你所處的時間,所以你需要對它做出正確的選擇)。更進一步,正因為上帝主權的預定,人的選擇變得有價值和意義,甚至成為英雄式的(正因為上帝指定了你,所以你要做出正確的選擇,而且你的正確選擇價值非常)。

換句話說,這裡表達的是一種使命,這使命乃來自神聖。而弗羅多的忠誠,無非就是對這來自上面的使命的順服。而他對上面的順服和忠誠,當体現在他與別人的關係上,就變成守諾、誠信。換句話說,弗羅多像基督徒一樣,當把支點放在那位至高者那裡的時候,在垂直層面的順服,就成為在水平層面的忠誠和誠信。

進一步地說,正因為弗羅多的使命來自上面,就與人們平時所說的使命有根本的不同,具有一種超越的本質;或者說,弗羅多的使命感來自神聖的預定而非擅自的攫取,因而本質上拒絕自主式的自我認定。

最後,正因為這種使命來自上面,來自神聖的預定而非擅自的攫取,它本質上就是一種恩典,而非意志(特別是“我偏要如此”的意志)的決定。歸根結底,弗羅多是被“召”,而非毛遂自薦式地出來完成一項特殊使命。而他的堅持,無非是對這“恩召”的正確回應而已。

同時,這種來自上面的“召”,自然就給對“更美之事”或更高之事的愛和望,提供了基礎。在這裡可以順便指出,杰克森對弗羅多跌到,然而又被精靈女王喚醒這一過程的處理非常精采。透過完全重疊的鏡頭,杰克森把弗羅多“對更美之事的愛、望”,和“透過精靈女王而傳遞的召”,完美地揉在了一起。

按照這樣的思路,我們回過頭來再看山姆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即使他之“被召”也是一項恩典。他參與弗羅多的旅程,原非自願。按他原本所做的(偷聽甘道夫與弗羅多的談話),他本應受到“滅口”的懲罰。然而他的性命不僅得到存留,反而還被賦予了一項神聖的使命,甚至這使命的重要性,是他那簡單的頭腦,一開始根本不可能理解的。所以他的忠誠,不過是對這“蒙召”恩典的一種無意識的、但卻“幸運”的回應而已。

相對而言,弗羅多的回應更有意識──透過甘道夫、精靈女王等,他意識到了臨到他身上的“呼召”。他掙扎過、甚至疲倦絕望過,但最終對這“呼召”作出了正確的回應和選擇。

總結上面,我們于是可以說,“低效仿式的英雄”和“高效仿式的英雄”的差別,可以歸結為對神聖之事在意識上的差別:他們對從上面來的使命的意識(弗羅多比山姆更清楚地認識到臨到身上的“呼召”),和對“更美之事”(即更高之事)的認知(弗羅多比山姆的“幻想”更深刻),是不同的。

然而,雖然他們的認知在程度上不同,但他們的反應在根本點上是一致的。而他們的英雄性就正体現在他們對這些認知的恰當反應或抉擇上。

英雄的抉擇仍是對“蒙召”恩典的回應,而神聖預定的恩典和神聖護理的恩典是並行的。因此當英雄們按照神聖的呼召而走向死亡的時候,神聖護理的“機緣”、“巧合”、“偶然”,也就是“恩典”,將保證故事的正確走向。

地地道道的“神曲”

在費瑞“光譜”中更高端的“浪漫英雄”和“神話英雄”,在這兩方面的表現更明顯。

比如亞拉岡,評論家早就注意到,他的原形是“中世紀的好基督徒國王”。而“神聖使命感”和“對更美之事的向往和熱愛”,都是“中世紀的好基督徒國王”的典型特點。可惜的是杰克森在這一點的處理上,太過迎合現代觀眾“自我覺醒式的英雄”(換句話說,杰克森把亞拉岡“山姆化”了),使得亞拉岡的形像在主要人物中受到的傷害最大。因為篇幅的原因,這裡不再作詳細分析。

不過可以順便指出的一點是,在杰克森的電影第三部《國王歸來》中,當最後之戰勝利後,影片有很長的篇幅交代亞拉岡的加冕,哈比人回鄉等。很多人以為這只是通常的“圓滿大結局”,但事實上這些都是為了表現托爾金“更美之事”的觀念,因此至關重要(雖然托爾金確實也包含了“圓滿大結局”的意思。

不過杰克森對甘道夫的處理,因為大量運用實時鏡頭,比小說中的人物顯得更豐滿和有生命力,算是將功補過吧。顯然,甘道夫的神聖使命感再也清楚不過,而他對更美之事則不單只有望,更是有因“眼見”而產生的愛。當甘道夫復活以後,在林中第一次遇見亞拉岡一行三人時,他對他們稱呼他為“甘道夫”似乎有點迷惑,好像鬧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甘道夫還是薩魯曼。

原因其實很簡單,用“甘道夫”自己的話說,他乃“被送回來,直到完成他的使命”。換句話說,他不過是一個受差遣的神聖使者,一個“服役的靈,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希伯來書》1:14)。

另外,在弗羅多對咕嚕的憐憫上,甘道夫的勸告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甘道夫的勸告,用基督教的話來說,正符合對神聖護理恩典的期盼,以及對生命的尊重。

最後如果我們再算上精靈王愛隆對亞拉岡先祖埃西鐸事件的評論,“邪惡被允許再存留一段時間”,那麼《魔戒》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神曲”了。

回到我們對英雄主義的關注,總結上面的我們可以發現,若把《魔戒》中的英雄人物,按費瑞的分類作一梳理,那麼我們可以看到構成英雄主義的要素,最後都集中在關鍵的兩點:神聖呼召的恩典和神聖護理的恩典。

神聖呼召的恩典把英雄們送上征途,賜予他們對“更美之事”的異象;而他們對這呼召的順服或正確的回應,使他們在征途上繼續走下去(咕嚕正好作了相反的選擇,因而成為“反英雄”)。但當這正確的選擇似乎正帶領他們走向滅亡的時候,神聖護理的恩典不僅使他們的偉績得以完成,他們自己也得到拯救和升華。

更有意思的是,若我們按費瑞的“光譜”,作一從低到高的排列的話,我們會發現英雄們地位的高低,正與他們對這兩個恩典的意識程度的深淺相對應。因此我們不能不同意,在托爾金的觀念中,英雄的確“不是意志的結果,乃是恩典的產物”。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這篇文章中探討的是費瑞的分析理論,最後得出的結論,比較偏重在神聖恩典。但基督教信仰從來不因為神聖預定的主權,而否定或抹殺個人抉擇和經驗的重要性。關于這一點,我們需要用坎培(Campbell)的“單一神話”(Monomyth)理論才能作更清楚的解釋。這就留待後話了。

所以最後回到本文開頭的評論,基于托爾金如此的基督教信仰,當評論家們把《魔戒》作恰當的文學神話分析以後,發掘出其深層的基督教涵義不過是自然的結果。

而在電影中,當甘道夫說完了那句關于“所賜給的時間”的高論之後,他繼續補充、加強他的“宿命論”:“比爾博注定要發現這枚戒指。在這種情況下,你也就注定要背負它。”杰克森把鏡頭在弗羅多和甘道夫兩人之間轉換了幾次之後(注意二者的不對稱性),最後把鏡頭定格在甘道夫的臉上,來了一個特大號的特寫,然後我們聽見甘道夫說出了一句最“荒謬的”話:“而這是一種令人鼓舞的想法。”你說我們這是在上神學課呢,還是在看電影呢?□

註:

1. Birzer, Bradley J. J. R. R. Tolkien's Sanctifying Myth: Understanding Middle Earth.

2. 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作者來自中國,加州大學物理博士,現居美國費城。□

原载《海外校園》2005年第七十二、七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