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忧愁

作者:江登兴

很搞笑的是,中国的个人与国家的主要关系是“忧”――忧国忧民、位卑未敢忘忧国。就是说中国人总是为天下国家而忧虑、担心,这种担心是很折磨人的。既然是担心,那么常常就是有情绪而无行动,或想行动而没有门路。

中国人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岳飞的母亲在他的背上刺上“精忠报国”以今天眼光看来残忍了一些。明末竖儒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壮语。“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福祸避趋之”,林则徐这么说的时候则充满了为国捐躯的激情。

有爱国传统当然是好事,但是中国人与国家的关系为什么主要是忧——为国家而忧愁呢?

国家——中国人的终极信仰

首先,“天下”——国家往往成了中国人生命意义的最终依托,成为人生的终极价值所系。也就是说国家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上帝”。一个人在寻找自己人生的终极意义时往往会把生命的价值依托在他所能见的最伟大和永恒的事物上面。由于中国人基本上是一个没有超越性信仰,(中国人的佛教、道教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从来都只是替补角色,所谓“出儒入释”,即只有在中国人参与政权的追逐失败时,才会用佛教与道教的逍遥虚无精神来进行自我安慰,而中国人的精神在本质上是入世的,儒家的。)所以在中国人能找到的最伟大的似乎有永恒的东西就是国家。有意思的是,古代中国人的国家叫“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中国先祖本是有对有位格有主宰性上天的信仰的。

然而自秦始皇称“皇帝”后,他就偷窃了上天权威,“天、地、君、亲、师”,把信仰的权威、政权的权威、伦理的权威、学术的权威都集中在皇帝一个人的身上。这样皇帝与他所代表的国家就自然成了中国人生命的最终依托,九五之尊、皇恩浩荡,亿万小民都伏在天子脚下舔尘土去也。

由于国家成了中国人的终极追求,所以把生命的所有精力都集中在它身上是自然而然了,你看范仲淹:“居届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我耶?”真是“为伊消得人憔悴,依带渐宽终不悔”了!

由于作为人生终极信仰的对象必须能回答以下问题:人从哪里来,死后到哪里去?人活着为什么?它必须在人痛苦的时候给予安慰,在人面对苦难的时候给予信心和勇气,在人取得成功时仍能使人因敬畏而存谦卑的心。作为历代中国人终极信仰的“天下国家”显然无法解决以上问题。这是中国人在面对国家时“忧”的第一个原因。

在有超越信仰的国家,人们对生命的意义,为什么而活着一目了然――为了荣耀上帝。人们不论被国家接纳,还是被国家遗忘在草野荒郊,甚至被国家所流放他的心中仍然有平安,因为谁也夺不去他对天空的仰望,谁也夺不去自己心中对上苍的信靠、盼望和热爱。而在传统的中国就不同了,一个人只要不被国家所接纳,那么就等于定判了他的死刑,因此中国人的“忧国”首先是担忧自己不被国家所接纳。

爱国无门

中国人面对国家时忧虑的第二个原因是爱国无门的忧虑。代表了中国人最高精神的儒家思想的最高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修、齐、治、平”不仅反应了传统中国人的最高理想是“天下国家”,而且说明了实现“天下国家”的理想的门路只有一条――参与到政权中去。传统中国人这种以参与政权为最终目的的人生追求从来不事先追问政权本身是否会合理合法,也不省察自己参与其中是否能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因此在“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候,亲戚贪妄之类悉为庙廊宰”的时代,参与到政权中去的书生首先要放弃自己人格的独立,把自己出卖给专制主义的皇上。

然而过去的书生们忧愁的并不是因为自己参与国家政权而失去了人格的独立,成了专制主义的帮凶。他们忧虑的是皇上和政权不接纳自己,说得好听是“报国无门”,说得不好听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

专制的皇权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士农工商,作农民太辛苦,太普通,工商一般被人看不起,追求当官,成为“士”当然就成了知识分子的终极追求,而要成为“士”只有科举一途,但科举录取的比便是如此之小,成功之概率往往很小,而且在竞争者之间往往是互相排斥,你上我就得下,你死我才能活(中国人的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也反应了传统社会利益竞争中的排他性),所以中国人在争取参与到政权去的过程中总是抱着极大的心理压力,“忧”也就在所难免了。

我自己在少年时以当“主席”——像毛主席老人家一样为理想,时刻想到有一天因为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壮举受到邓小平的接见,而又常常忧虑没有机会到北京去,参与到国家权力机关去,这种思维与古代书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是否有一致性呢?我上高一时表兄说:“要当官就要学马列、学哲学、学政治学。”我的一个师兄曾经掷地有声地说:“就是要当大官!”我们的动机多么不纯,多么不“红”又不“专”啊,忧国之“忧”很多进修是忧愁自己无法当大官,坐大轿。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以追求政权为最高到理想,以参与政权为主要途径是十分危险的,它往往走向社会对抗因为国家肯定满足不了这么大的官本位需求。而一个以当官为人生最高理想的人如果无法实现这个理想,对于他等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打击到了他的存在意义这一层面,因此他就会走向社会的对抗,通过起义、暴动来实现自己当官的目的,历史上很多起义军领袖都是落第书生就说明了这一点,从李自成、黄巢、李岩到洪秀全,乃至孙中山也晨给李鸿章上书被拒绝后走向革命的。

那么我还要问的是当代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朋友们,如果所追求的思维本质没有超越以权力为最高人生目标一途,没有摆脱官本位的思维,那么他们还是与他们所反对的不分伯仲。只不过由独断权力的“家天下”变成分享权力而已——虽然这种分享权力打着“民主”或者“宪政”的旗号。

本来历史上的中国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政权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而民族的精英又削尖脑袋要钻进国家机器中,使专制政权的毒瘤越来越膨胀,这些精英知识分子追求当官的过程也是他们放弃个性,放弃创新精神与活力的过程。很少有知识分子因为有坚定的信仰的支撑,脚踏实地去“求真、求善”,从事学术真理的探讨,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从事生产的发展、从事商业的进步、从事航海的开拓,如西方历史上所有的。因此中国人要当官,求功利而不成功,西方文明为了信仰不求功利而成功,这是中西方的重要差别。

乌托邦的忧愁

中国人在面对国家时忧愁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总有一个乌托邦的大同理想,而现实总是与这个乌托邦理想有巨大的差距。孔子就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他的社会理想就是复古,回复到“三皇五帝”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一个已经逝去的黄金时代,也许是一个根本就没有存在过的黄金时代。而孔子达到这一大同社会的手段是“真已复礼”,恢复用礼,这也是一套死去的社会规范,所以老子说:“夫礼者,百害之首也!”

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社会被洋乌托邦又折腾了一回,不过这一次与孔子不同的是,它对黄金时代的允诺指向未来。我们小时候老师上政治课,说那个黄金时代实现的时候用黄金来盖厕所也没有人去偷!酷毙了!

但孔子与20世纪洋乌托邦的共同点太多了,都有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批判,都有大一统的思维――把一切统一到一套意识形态底下,都有高度的道德理想。然而社会是多彩多姿,甚至在多彩多姿中还是充满罪恶的,面对多彩的社会,知识分子总是忧愁,心头总是过不去,就像我在读高中时一个思想活跃的老师说出了较开放的话时,我总是用马列主义愤怒地当众批评他。而文革时的童谣:“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话说话不许动,看谁立场最坚定”则更能说明问题。专制主义者最怕的是局面活跃起来,百花开放起来,怕一切跑着他所定的规矩之外,一切跑到他的控制之外,而大一统的乌托邦就是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
就这个问题,今天我想补充从一个基督徒的立场说的题外话,那就是基督教从来都不相信这个世界会有一天变得绝对完美,因为如耶稣基督所说的“我的国不在地上!”所以基督教天然是反乌托邦的,不管是孔夫子的乌托邦还是20世纪的洋乌托邦,或者是将来可能出现的打着民主宪政或什么旗号的乌托邦。

基督教信仰使我们看透这个世界,但是又努力参与这个世界的建设。基督教信仰使我们不反对一切追求慈爱公义和圣洁的事物,关乎慈爱者从希望工程直到乡村建设还有关心艾滋病人。关乎公义者比如民主与宪政所追求的公平与正义。只不过我们反对以民主宪政为偶像,以为有了民主与宪政就能包治百病。我们已经说过,理性是好的,但仅有理性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说民主与宪政是好的,但仅有民主与宪政是不够的,而且如果以为民主与宪政是包治大清帝国百病的,好这样的民主与宪政则是坏的。

我们在讨论问题时可能需要先界定一些边界。比如如果有人说基督教是包治百病的,那就错了。就像民主与宪政能治百病的错一样。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种声调,说基督教能带来民主宪政;教会里面有一种看法,认为基督教能够救中国,这两种观点都不正确。基督教能有利于民主宪政,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基督教并不追求民主宪政,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单单关注罪人灵魂的得救,而人得救后有利于民主与自由,那并不是基督教的初衷,只是副产品。如果为了民主宪政而追求基督教,那么根本无法真正找到基督教所关心的救赎。同样,基督教的福音所要关心的也不应当是整体的中国,而应是中国的每一个具体的人。

要让中国基督教化,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却要说:这永远是一个只输不赢的努力!上帝的救赎只临到他永恒旨意中所拣选的人,他从来不应许说要救赎某个民族所有的人。何况,基督教化了又怎么样?今日那些基督教化的国家也许有基督教的文化,然而那里的人对上帝的虔诚却正在走下坡路。

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国家时忧愁的第四个原因是对民众的不相信和对自己的过高估计。他们总是把民众看作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

美国人的建国理想中有一个基本点:想念民众凭自己的理性能够实现自我管理。而作为现代文明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的基本点即是:被给予人充分自由、尊严、权利的个人能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进而实现社会总体利益的最大化。然而中国的历史中充满了对民众的不信任,官员们开口闭口“刁民”,贤达的孙中山者也主张中国要经军政、训政才能入宪政。而毛泽东对苦难的中国民众确实充满了同情,然而这种同情却包含了对他们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能力的担心,他在青少年时候说:“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济小也……与之共济圣域”,就是在他眼中民众一群“小”是要“君子”去挽救的。而在毛泽东的晚年,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人山人海狂呼万岁的民众时,他对身边的斯诺说,你别看这些人在这里叫万岁,不知道他们背后会搞些什么名堂呢?毛泽东确实是深通中国国民性的,然而信用的建立必须从一方伸出手去说:“我相信你”并露出真诚的微笑开始,否则永远都是两面三刀,笑里藏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会上不说,会后乱说。信任别人的最高典范是耶稣基督,圣经上说“只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相信我们相信到我们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还把自己交在世界的罪人手里,相信有一天我们会被他的爱感化过来。信任,不仅是对别人的相信,而且是自信,正如耶稣所表现的,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他不仅相信十字架下的罪人,而且相信自己有能力把他们回转过来。

所以专制是出于专制者对于别人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的根源是由于自己的不自信。民主,那是心灵的强者们玩的游戏——我信任你,因为我自信;我信任你,即使你有背叛我的可能我还是信任你,因为即使你背叛了我,我还是爱你。即使你背叛了我,我相信你的灵魂是上帝所造的,你的里面存在着极大的善的可能,因为这善的可能,又因为我所信仰的上帝乐于实现这善的可能所以我信任你。又因为这善的可能目前在危机中,因为世人都是罪人,所以我虽然信仰你,但我们不玩哥们义气,让我们来一点契约和制度建设。

由长期专制主义导致的蒙昧,国民品质确有堪忧之处,知识分子面对这一切时,不应该用大一统的教条去压制,把他们圈在土地上、工厂里,如我们在“一大二公”时所做的,而是要学习放手,学习相信他们,建立双方的信用。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努力至今已近百年了,这一启蒙如无最广泛的民众的参与断不能成功,而至今知识界与民众仍在互不通气中,学者们把笔仗打得炮火轰鸣,民众都无动于衷,有一个基本的原因恐怕是我们要改变我们在启蒙中的导师的自高自大,(启蒙二字即有对民众的轻看,他们是蒙昧,要我们去开启),但也不要滑向民粹主义对劳动大众的漫目崇拜,而是改用朋友对话方式,用引导的方式使他们走向自立自强。如晏阳初说的“不是拯救,而是发扬”,这来自基督教的精神,因为耶稣基督说:“从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是仆人,乃称你们为朋友。”一切的新秩序如无民众心甘情愿的参与,无民众在自愿自立基础上的创新都无法建立和发展起来。

正是由于知识对民众的不信任,才导致知识分子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总是以挽救者自居。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接触过的中国民间思想家中还有这样的典型例子,还陷在“小民乃阿斗,要本先生扶”的悲剧思维中不能自拔。由于以拯救者自居,使知识分子向总是以自己为自是最正确的,以为自己是变革的主宰。我少年时曾为毛泽东的几句诗与话深深激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山河大地,一无可峙,而可峙惟我;横尽竖尽一无可求,而可求惟在今。”所以我那时总是以自己将是一切事变的主宰自居并陷入深深的忧愁。毛泽东诗云:“独令我来何济世!”“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这种济世热忱的孤独的结果自然是:“无端散出一天愁”!

我们需要一种超越的信仰,在信仰的引领下获得自信、独立和尊严,然而坦然面对国家,即不是为了追求官本位的权力而也卖自己的尊严,更不因为不被权力所接纳而忧愁失落甚至走向暴力的对抗。我们也不必把大量的精力花在无谓的“忧国忧民”——通宵达旦地担忧也是于事无补的,我们要从小事做起,从不说假话,不随地吐痰,从帮助邻居的孩子做起,学习承担公民的职责——如果已经有履行公民职责的机会的话,如果还没有,那么就温和而坚定地慢慢争取,也不搞什么血书和跪谏。我们还要从增加社会能提供的个人实现机会开始,只有多元化的社会才能为民众提供多渠道参与,多种自我实现的可能。我们还要这种多元化中追求公平与正义,让正气得以增长,让违法逐步减少,使好行为得到好结果,使恶行得到坏结果。最重要的,我们要放下导师的架子,学习面对民众时的谦卑。在华盛顿将军结束对一些州长的演说,从总司令的位置上退下来时,在结束对一些州长的演说,及从总司令位置退下时,他说:“我不断乞祷,上帝将使你们、整个国家和对国家的治理在他的仁慈的庇护下;他将培养国民的从属精神,使其服从于政府,拥有兄弟般的情感,彼此相爱,爱整个国民,特别是爱在田野劳动的兄弟们。最后,他将特别乐意驱使我们公正、怜悯、自助、谦卑、胸怀博大,这是上帝自己的品质;没有谦卑,我们就不能希望建设一个快乐的国家。”斯迈尔斯评论说:“多么简单,真实而优美的语言。”对此我只能说“是的,我们要向华盛世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