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教会的一项时代使命

                                            ——关于《城市宣教与中国教会的社会使命专刊》
                                                                                         作者:何当

亲爱的弟兄姊妹:

《教会》2007年第6期(总第8期)《城市宣教与中国教会的社会使命专刊》已经出刊,网上浏览地址为https://www.churchchina.org/

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https://67.15.197.124/viewthread.php?tid=2642&highlight=)一文中,根据《教会》第2期的部分文章内容,我认为中国基督徒的人数没有普遍相信的六千万到八千万之众,更没有超过一亿,而是可能只有四千万。在这之后,我得机会前往安徽、温州等地的农村和乡镇教会,了解那里的最新情况。同时,因为预备《城市宣教与中国教会的社会使命专刊》(以下称专刊),我对目前北京等地的农民工教会情况也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我发现,有必要对此前的结论做一点修订和补充。

首先,《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这篇文章在估计农村教会的发展时,忽略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问题。根据本期专刊文章《社会文化处境中的民工基督徒及教会》所披露的数据,中国农村目前有超过1.2亿的人口流向城镇打工,其中当然也包括基督徒。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复兴之后,抛开真理根基没有打牢,没有获得可持续性发展动力等因素不谈,农村教会这些年的荒凉,主要是中国经济热潮的结果:一则一些人被世界所吸引,离开教会转而“捞世界”;二则很多人只是离开了家乡,常年进入城市打工,以至于离开了本地的教会,并不是真的就放弃了信仰。

由此而论,农村教会的现状,一方面是萎缩,另一方面是转移。事实上,我在一些地方看见,农村教会对于这样一个人口转移的大趋势并非一无所知或者束手无策。安徽某地一个传道人告诉我,他们教会重新制定了宣教和牧养策略。针对年轻人都出外打工,教会基本上只剩下老弱妇孺,而本地福音工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相对饱和与低速发展期的情况,他们着力培养年轻的传道人夫妇,然后打发他们进入城市,开展传福音和建立教会的工作。而本地教会则作为后勤基地,为他们代祷守望。

所以,此前我对于整体中国基督徒人数的估计可能偏低,对于教会现状的认识也不够全面。

但同时,这并不能令我们感到太多的轻松,这种局面提醒我们,任务比原先想象的更加艰巨。初期的复兴和快速增长是神恩典、大能的作为,农村教会本身的信仰根基并不牢。那时候,信徒信心与爱心单纯,教会中神迹奇事层出不穷,对于处在贫穷和疾病折磨中的农民而言,这已经是足够的维系力量。但这种局面并不长久,也不可能长久。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村基督徒进城打工。他们离开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信仰环境,进入城市之后就分散开来,找不到可以接收他们的教会,从此成为失散的羊。他们一方面被城市的生活节奏所掌控,为挣钱糊口而没日没夜地奔波,甚至被城市世俗化的物质生活所吸引,成为商品经济体系的奴隶;另一方面失去了正常的教会生活和弟兄姊妹的扶持,信仰上无法继续成长与坚固。此消彼长,他们即使没有全然放弃信仰,也往往极为软弱,近乎沉睡。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唤醒这一群人,继续坚固他们,即使他们在数字上还算是基督徒,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中国教会确实可能有远超过四千万的基督徒,又有何益呢?当农村教会趋于萎缩,更多人进入城市的时候,中国城市教会如果不能兴起,负担起同时向市民和城市农民工传福音的使命,说现在我们也许有超过一亿的基督徒,又有何益呢?

对于农民而言,进入城市教会体系有时候甚至比进入城市生活体系还要难。1949年之后,中国政府为着实现共产主义所需要的工业化基础的缘故,通过建立户籍管理、档案制度和物质与精神产品差异性分配体系等方法,逐渐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城乡二元格局”,在农村人口和城市居民之间建立起了一个森严的壁垒。这个壁垒虽然在今天越来越趋于瓦解,却绝不是已经崩溃了,而是仍然在起作用。更何况,作为既得利益者,城市居民对于上亿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分享城市生活的种种好处是非常不满的。这一点,从人们对拥挤的公交车、肮脏的街道,混乱的商品供应,社区犯罪率上升等问题的探讨可以探知一二。

不论是客观的壁垒体制,还是情感性的抵挡,这一群上亿的人口都处在一个被城市所忽视和隔离的地位上。他们已经离开了农村,不再以务农为生存手段,而是大量进入城市第三产业,成为服务城市的一群,所以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但是同时,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享受诸多市民权利,生活在地域上和形态上的城市边缘,做着城市人宁可失业可能也不愿意做的工作——建筑小工、餐馆跑堂、垃圾清运、废品回收等等——所以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城市农民工,这是一个在中国社会城乡二元格局开始走向解体的时代中极为特殊,却极为庞大的“跨二元格局”群体。

这一点,从那些农村教会差派到城市的传道人的状况也能看出来。虽然他们被差派进入城市,是为了回应城市化浪潮,试图在市民中间宣教,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只能在农民工中间传福音,甚至只不过是起到了把原来就信主,因为进城打工而离开教会的农民工“收容”起来的作用。这些传道人本身也很难融入市民阶层,更遑论建立市民教会。

这样一个不尴不尬,不上不下的局面,使得这一群人同时离农村教会和城市教会所熟悉的生存空间很远,一个上亿人的庞大群体,在熙熙攘攘甚至拥挤不堪的城市中,在教会远至耶路撒冷的宣教眼光中却仿佛根本不存在一样!

如果在当下的中国,出于种种原因,农民工尚无力改变自身这种局面,走出跨二元格局的生存形态,那么,唯一可行的就是城市教会的基督徒主动走进他们的生活。也许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该二元格局的被打破,中国公民不再有市民和农民的隔绝,但这是在神手中的事情。在此之前,教会需要拿出道成肉身的使命感,主动地建立起连接“二元”的桥梁,使得农民工这一群体也能得到神在基督里的恩典。

这应该是兴起中的城市教会极为艰巨而有永恒价值的使命之一。

本期专刊特别从这个角度探讨了城市宣教和教会的社会使命问题(应明、舍禾),此外,也从整体上反思了教会的宣教工作(庄祖鲲、奥尔蒂斯),梳理了福音主义社会使命的历史脉络(凯文),并对城市教会传福音和爱心关怀事工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青山、艾鱼)。欢迎大家对本期专刊发表意见,做出回应。

2007年11月11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