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之六

中国教会继承的是宗教改革的教会论支流

“宗教改革运动,若从内在的角度来考虑,可说是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胜过其教会教义的最终胜利。”(《宗教改革运动思潮》第134页,以下只注明页数。)

路德强调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并以此为教会赖以存亡的基础。然而,为了坚持这个真理,他发现自己必须和天主教会决裂,而天主教会就以奥氏绝不可以分裂教会的教导来指责路德,使他陷入困境。

第一代改教家相信大公教会可以自我改革,路德宗的许多人认为分裂只是暂时的。所以思考教会论不是那一世代最迫切的问题。天特会议使分裂无可挽回,所以第二代改革家必须解决教会论的问题,这是加尔文要解决的问题。

路德的教会观重视上帝的道而轻视制度:“可以识别基督教会会众的确实标记,乃是在那里所传扬的纯正福音。……哪里没有福音并以人为教训作管治的,那里就没有基督徒,只有异教徒……”(136)

由此,路德不重视牧职和制度。

极端派否定一切的教会制度,否定有形教会制度。

奥古斯丁的教会论比较宽广,他认为教会是包括义人和罪人的一个群体。而古代多纳徒派,是一个北非的分裂运动,他们认为教会已经与罗马帝国妥协了,只有真圣洁的成员才是属于教会。(138)

马克思·韦伯的观念,由特尔兹(Ernst Troeltsh)推广:

教会作为组织的形态是十分保守的,只在某一程度上接受世俗的秩序,并支配着群众;因此,原则上这是普世的,即其盼望涵括整体的人类生活。另一方面,教派则是比较细小的团体;他们期望的是个人内在的完全,另提倡团体内成员间的直接个人关系。故此一开始,他们就被逼组成小团体,并放弃要主导世界的思想。(139)

“像多纳徒派一样,极端派要求其成员达至道德上的完美。教会与世界彼此为敌,正如光明与黑暗一样。”(139)

加尔文了结历过关于教会论的挣扎。加尔文认为真教会的标志是宣讲上帝的话语,并且正确施行圣礼。由于天主教会不认同这一底线,就有十足的理由离开。因为有这一定义,改革宗教会就不必分裂。

“加尔文主义圣经有具体的方向,指引在有形教会中的正确职事秩序,以至教会秩序的具体形式,现在成为了教义的一部分。……他在‘纯净地宣讲的福音’之内,包括了一种独特形式的教会行政制度(而他从世俗治理的圈子借用了administratio一词)。

在福音与圣礼之外,“真教会……的定义亦包括了一种独特的教会体制与管治的模式……并基于其对新约圣经的诠释,而发展出一套仔细的教会管理理论,其中大量引用了罗马帝国行政的术语。”

“加尔文……主张此同样的上帝话语亦设定了教会管治的具体形式。这可说是对经诠释上大胆的新一步,这亦使加尔文掌握一种尺度,来审判其天主教与极端派的对手,发现他们在此的缺乏。路德可以说是含混不清之处,加尔文却极为考究。到了加尔文逝世的时候(1564),改革宗教会一如其天主教对手制度化,并成为了其最强有力的对手。”(141)
由以上笔记可知,中国教会在教会论上,更像极端派或者说多纳徒派,也更像宗教改革的支派,就是再洗礼派,而一点都不像宗教改革的主流: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号称新教传人的中国基督徒,应当回到新教先辈的根基,仔细思量。“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耶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