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之三

文艺复兴:得了大地,失了天空

为了理解方便,我们尝试用简图对文艺复兴之前的世界观进行一个划分:

上层:恩典、天堂与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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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自然、大地与今生

一、为爬山而爬山,自然得到重视

在阿奎那之前,受柏拉图思想的影响,中世纪重视恩典或者天堂的事,轻视自然与今生。可以称之为:“恩典吃掉自然”。阿奎那给中世纪带来了一个转折点,他给予理性自主的地位,为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开启了大门。

同时,阿奎那所提倡的亚里士多德思想也导致了对于自然的重视。拉斐尔的《雅典学院》(The School of Athens)中的柏拉图手指上方,亚里士多德手指下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导向“殊相”的。

文艺复兴思想使自然获得了较为适切的地位,在艺术领域里带来的变化,就是自然受到重视。1343年左右彼得拉克攀登法国南部的温叨山(Ventoux),真正为登山而登山。 “彼得拉克是我们所听到第一个真为爬山而爬山的人。”

阿奎那的思想有积极的一面。“在他以前的时代,世界本身以及人和世界的关系并未受到重视。这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到了13世纪中叶,一些哥特派雕刻家开始雕造树叶、花、鸟,并且以更写实的手法表现。由于阿奎那的提倡,世界及人在世上的地位,已较前显要了。”(薛华《前车可鉴》,以下简称《前车》,第50页)

在阿奎那的思想的影响下。乔托(Giotto)“已将自然写实的精神,向着应有的地位推进了一大步。” 文艺复兴绘画之父马萨乔(Masaccio,1401-1428),代表作是佛罗伦萨的勃兰卡教堂的北门,他作的肖像“脸容清晰,他很细心观察实物,因此作品能表现出忠于原貌的物质。至此,自然世界的真面目在艺术品中才有应得的地位。”

文艺复兴的理想是回到古典时代,有“新人文主义之父”之誉的彼得拉克(Petrarch,1304-1374),“很留恋古代的罗马,对古罗马作家也极之推崇,西塞罗便是其中一个。” 《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为要对古典文学作更深入的研究,便苦心学习希腊文。他翻译了荷马的诗,成为文艺复兴基石之一,使冷落了700年之久的希腊文复苏。” (引自《前车》)

当时东西方交流更加密切,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大批希腊学者西逃,把古典希腊思想带给西方,进一步促进了文艺复兴。古典理想的复苏,不仅是艺术的复苏,也是一种古代非基督教的世界观的复苏。

二、自然吃掉恩典

本来,这种重视自然的倾向,是对于中世纪早期否定自然和人性的一个纠正。不幸地,文艺复兴却走向极端,只要自然,不要恩典。

“给予自然以较好的地位会有一些好结果,但我们行将看出它开启了毁灭的门路。在阿氏眼光中,人的意志堕落了,但智慧尚未堕落。正由于这种不合圣经的始祖堕落观,才带来以后一切的困难。人的理智成为自主的。在理智的范围里,人是独立的,自主的。”(薛华《理性的规避》)

“最要紧的一点是,当自然成了自主的,它是具摧毁性的。一旦容许一自主的领域,则不难发现下级的要素(自然)开始吃掉上级(恩典)的现象。”原来是恩典吃掉自然,现在是自然开始吃掉恩典。

阿奎那之后,中世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重视自然的同时,为恩典保留适切的地位;另一个选择,就是把恩典从自然中完全赶出去,甚至最后以自然和人的理性否定恩典。不幸地,文艺复兴选择了后者。而其结局是意义的完全失落。

“到马萨乔等画家的时期为止,美术仍然可循两条路线发展,一是圣经的自然和‘殊相’(Particular,指个别事物,包括个人在内)观,另一个是非圣经的自然和‘殊相’观。给与自然应有的地位是好的,当时本是可以继续将重点放在上帝所造的真实世界中真实的人身上的;‘殊相’,即个别的东西,应该得到应得的重视,因为上帝创造的是整个世界,如马萨乔的《亚当与夏娃》,就是按照圣经所记载的而作,是真实世界中真实的人。”“另一个例子是画家范爱克(Jan van Eyck,约1390-1441),他的《崇拜羔羊》(Adoration of the Lamb)画于1432年,是真正的风景画,而祭坛上的羔羊是活的,它代表曾经替人类死,而现今仍活着的耶稣。”在这里自然与恩典得到协调。

“另外一条路线是人文主义得势,主张各种东西自主。马萨乔死后,大势已定,美术朝着人文主义路线发展,于是人使自己变得愈来愈独立自主,而所有给意义与人或物的东西,也逐渐失落了。从这件事上我们看到那影响至今的人文主义的困境。”(《前车》65页)

人文主义的困境在美术的风格转变中显现。富凯(Fouguet,约1416-1480)所画的《红处女》(The Red Virgin,1450?),画中的女孩露出了一个乳房,正在喂着婴孩。“明白个中情形的人,都知道她是国王的情妇苏利的肖像。……富凯把国王的情妇画成马利亚的模样,不但把所有的圣洁意味抹掉,意义也毁灭了。”这种风气由宗教延伸到所有的知识和生活领域,“原来所有个体的意义和所有殊相的意义都丢掉,一切事物都视作独立自主,没有任何东西和它们连上关系,或赋予它们意义。”(《前车》)

自然吃掉恩典,大地吃掉天空!

三、人是伟大的

当代的思想界有两个偏见:文艺复兴之前的一切都是糟糕的;二,文艺复兴的结果都是好的。

人文主义者热爱古典时代,把他们之前的时代称为“黑暗时期”,而他们的时代是“复兴”(rebirth)。他们“认为人现在正向前跃进一大步。人独立自主的观念日趋流行,文艺复兴时代及以后的人文主义已告诞生了。”

人论(对于人本身的观念)是一个文明的根基,一个时代的人论改变了,它也随后会对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造成冲击。

阿奎那的不完全堕落观,使人可以相信自己的智慧和理性。这为古典非基督教世界观的复苏开辟了道路。 “许多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心目中的所谓人类独立自主,是以非基督教的希腊罗马世界为依据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也逐渐演进为近世的人文主义,这种价值体系基于人是一切的标准、人是自主的、完全独立的这些信念。”(引自《前车》)

佛罗伦萨学院里的画廊两旁,放着米开朗基罗1519-1536年间所画的一组雕像,这些人像刻画人“要从石头里挣扎出来”,“这些人像是真正人文主义者的宣言:人可以使自己伟大,人之所以为人是要从石头里挣扎出来,人要从大自然中释放自己,最后的胜利终属于人。”(《前车》65页)

米开朗基罗用一块大家以为粗劣无用的大理石,雕出一个压倒一切的人像来,那就是大卫像,那不是圣经中的大卫,而是人文主义的理想——人是伟大的!那时的佛罗伦萨人正满怀信心,相信自己正面对一个光辉灿烂的将来。

然而,这个独立自主的人马上面临一个危机,就是随着人绝对的自主,意义也崩溃了。如果个体倾向于独立自主,“我们不难想象个别事物(殊相)渐渐变成了一切时,就会吞吃了所有事物的意义,直至意义完全消失。”(《前车》50页)

这就是“自然与恩典”的问题,“就是如何为个体事物找出最终极与完整的意义……如果人(一个个体的人)没有终极的意义,那么活在世上有什么用处呢?一切道德、价值和法律,又有什么依据呢?如果人以个人的行为为本而不以一个绝对为依据,我们又以什么作为衡量个人行为的标准呢?” “从人角度出发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以后的人文主义,是不能找到赋予人生存和道德的意义的‘普遍意义’或‘绝对’的。”(《前车》49页)

在一个失去了意义,失去了绝对的世界上,“生命不堪承受之轻”。这一点在文艺复兴大师的身上马上就可以看到: “虽然,大卫像象征人文主义傲然独立,有些迹象显示,米开朗基罗一生将尽时,已发觉人文主义的人足。”与他早期的作品不同,在圣母哀像中“米开朗基罗把自己的脸藏在尼哥底母(也可能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姑且勿论是谁)身上。……人文主义的气焰,即使仍然存在,也大为减弱了。”

多才多艺的达芬奇则试图不需要启示,用人的理性去找出绝对的意义。但结局是失败。失去了意义的人,只能成为机械,这就是当代人的命运。

达芬奇不能透过数学和绘画表达出意义,或者“共相”,法王法兰西斯一世命年老的达芬奇进法国宫庭时,达芬奇已是心如死灰了。“人文主义的丧钟当时已隐约可闻,这是必然的结果。也许我们可以说,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我们已经找到现代人的样貌了。”从“人是伟大到”到“人什么都不是”,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文艺复兴得了大地,却失去了天空;赢得了人的独立,却失去了生命的意义。

四、反省:自然与人

站在宗教改革的立场上,对于文艺复兴的自然观,我们尝试如下的反省:

阿奎那使人的理性得以自主,也为自然的自主开了先河。宗教改革承续人文主义运动和中世纪晚期重视自然的一面。然而,宗教改革重新让自然回归到启示的权威之下,因为宗教改革强调圣经的权威,包括在自然界中的权威。

在宗教改革的理想中,自然是美好的,但自然不是自主的,自然本身不是美善的源泉,自然的美善是因为造物主上帝在被造的自然中洒下的神圣光辉,因此人在欣赏自然的美善时,不仅陶醉于自然本身,而会马上想到的是创造主的荣耀,这是自然之光中看见的天光。

所以宗教改革是肯定了自然,又回归了圣经。在宗教改革的视野里,人是在大地上诗意地仰望天空,那是彰显创造主上帝的荣耀的天空。因此,大地的美丽的,而大地上的人也是有意义的。这美与意义的结合,使人在大地上安居,不仅有诗意,而且有意义和盼望!

而对于人论。我们将在下一篇“神圣根基与自由传统”中就提出宗教改革的人观作为对比。

宗教改革认为人是按上帝形象造的,因为人确实是高于大地的,但是人与大地不是文所主张的 “挣脱”的关系,大地是人类安居的家园。宗教改革认为,人类所要挣脱的,首要的是人自身的罪性。

宗教改革也追求人类的独立和自由,但这种独立和自由不是绝对的,宗教改革追求救赎中的自由,它认为人凭着信心,可以越过任何人间的中介直接到上帝那里去,因此人的自由就有了终极的意义。所以从宗教改革的观点看,人的自由不是绝对的,却是有终极价值的。

同样,涉及到作为这个世界基本规范的道德、价值和法律,它们是约束和引导有形社会生活的规范,是必须有绝对价值支撑的。而提供这种绝对支撑的就是信仰。与文艺复兴不同,宗教改革由于肯定来自“天空”的启示, 因此就为道德、价值和法律提供了稳固的根基。

此外,宗教信仰还鼓励人的心灵对于道德规范甘心情愿的遵守。为人们实践良善的道德提供心灵动力。失去了宗教信仰所能提供的绝对支撑,道德与法律只能成为人出于理性的契约,这个契约也许可以通过暴力暂时维持,却断难以说服人从内心深入乐意遵行。

前一段在关于文艺复兴的讨论中,秋风先生提出中国需要的不是文艺复兴,而是一场道德和社会的重建运动。笔者深表赞同,而能够为道德与社会重建提供伦理根基的,正是宗教信仰。

人文主义是“得了大地,失了天空”,而宗教改革是站在大地上,仰望天空。这天空并且洒下“垂天之丽象”,它不仅述说创造者本身,也为人的生命启示终极的意义,还为我们今生在大地上生活提供指引,又赐给我们甘心乐意的心灵去遵守这些指引。

这就是“在大地上诗意地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