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个奴隶,多一个弟兄——纪念威伯福斯和《废奴贸易法案》199周年

王怡
    
  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
  ——《新约·腓利门书》16节
      
  废奴与道歉
  
  近年来,英国和美国在教会推动下,掀起一场白人为祖先贩奴行为认罪、悔改和向黑人道歉、赔偿的运动。一些教会为信众的祖先参与贩奴公开道歉,有的开始考虑如何向教会的黑人成员进行赔偿。
  1562年,约翰·霍金斯成为第一个将非洲人贩卖到大西洋的英国人。他因为帮助英国海军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被伊丽莎白女王册封为爵士。2006年6月,他的直系后代,37岁的基督徒安德鲁·霍金斯来到冈比亚,这是他祖先掳掠黑人最多的国家,也是著名黑人小说《根》中的黑奴昆达的故乡。安德鲁出现在当地一个国际盛会上。他身绑铁链,和另外20名白人志愿者一起跪在25000名非洲人面前,为祖先的罪行道歉,请求非洲居民的原谅。他们下跪后,全场沉默良久。最后,参加庆典的冈比亚副总统决定走上前去,将安德鲁扶了起来。
  这一场面,使人不能不追想200多年前普世废奴运动的两种道路,一是以威伯福斯为代表的、福音奋兴运动影响下的英美废奴运动,一是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影响下的法国废奴运动。也追想到两种道歉的理由。笔者曾在美国经历一件尴尬的事。当我和别人擦肩而过,发生肢体碰撞或接触时,首先说“对不起”的,一定是美国人,而不是我。不是我傲慢,而是一贯缺乏道歉的操练,实在没有人家说得快。我们常会遇见一个振振有词的说法,“没有错为什么要道歉呢”?一种道歉是为行为,这行为一定是在法律或道德上可被归责的。换言之是为一种看得见的因果关系道歉。一个人要为、且只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是理性主义或律法主义的道歉观。这种观念下,一旦奴隶制度被废止,每个没有亲手沾满血腥的人都是无辜的,不需要道歉,更说不上忏悔、认罪。否则不成了某种“血统论”吗?这种观点无法理解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飞越大半个地球,为了一个几百年前的祖宗而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自取其辱?
  但安德鲁的道歉不是为行为,是为结果。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出于爱。当我不小心撞上一个美国行人,他主动向我道歉,是因为这个结果和他有关系,他与我共担了一种处境。他对自己参与这种处境而感到歉意,他不是为因果关系,而是为一种共享的关系道歉。或者说,他对于追究和认定因果关系持一种谦卑的态度。他的歉意不出于看得见的对人的亏欠,而出于看不见的对上帝的亏欠。对此类歉意的最好描述,是英国牧师和诗人约翰·邓恩那一段著名的布道辞: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 ...每个人都身为大陆的一小块,若海洋冲去了一片土,欧洲大陆就少了一块,不管那一块是海岬所缺的一角,或是你朋友的庄园,或者你自己园子所流失的土地。每一个人的死,都是‘我’的削减,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第一种歉意是对陌生人的歉意,而安德鲁的歉意,是将非洲人当作弟兄的歉意。他的忏悔和歉意,使他从一个被罪所捆绑的为奴之地,迁到一个四海之内皆弟兄的应许之地。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英、法两种废奴运动的差异,更无法理解威伯福斯,这位宪政史上也许是最伟大的基督教政治家,也是普世废奴运动中最杰出的典范。他和“克拉朋联盟”的7名基督徒一道,以毕生精力和道德的表率,不费别人一枪一卒,只费自己45年的生命,终于在1807年推动英国通过了《废奴贸易法案》。威伯福斯随后致信他的好朋友门罗及美国总统杰斐逊,请求两国共同搜捕海上奴隶船只。1809年,美国在英美双边会议中宣布,在星条旗下禁止奴隶贸易。1815年,“克拉朋联盟”推动英国在维也纳和会上,促使欧洲各国同意禁止奴隶贸易。1833年,威伯福斯去世后的第三天,英国议会通过了最后废奴法案,宣布奴隶制为非法,并以每人27英镑,共付2000万英镑的赎金,解放大英帝国全境内的75万奴隶。
  
  
  
  废奴与革命
  
  剑桥学者申克认为,废奴运动中“法国的革命原则所起的作用,正如英国的强烈宗教情感所起的作用一样巨大” 。但法国从来没有发生过一场真实的废奴运动。法国的废奴在观念上是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产物,在政治上则是大革命和断头台的要求。它的废奴进程,主要受制于英美两国废奴运动的压力和影响。对革命者来说,废奴是一个象征性事件,而不是日常生活。奴隶也几乎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
  就像“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这句歌词,“奴隶”不仅指向一种“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财产” 的制度,更是一个具有浓厚政治意义的比喻,象征着各种专制制度下的被统治者。所以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反对奴隶制,但他并没有几句话关怀奴隶,通篇只是借奴隶的譬喻批评君主制而已 。罗伯斯庇尔曾是废奴团体“黑人之友”的成员,在雅各宾派掌权后,这个废奴主义者摇身变为专制暴君。1784年2月,雅各宾党人经过千万颗人头落地,宣布在一切法属殖民地废除奴隶贸易。法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口头上的废奴国家,因为这时一切法属殖民地几乎都被英国接管了。从这时起,法国在半个世纪内几乎每爆发一次革命,就会宣布一次废奴。1802年,英国将它占据的殖民地归还法国,法国立即恢复了奴隶贸易。1815年维也纳和平会议上,法国愿出一个殖民地的代价,劝说英国放弃要求欧洲各国禁止奴隶贸易的提案,遭到威灵顿公爵的拒绝。维也纳公约签署之后,法国与英国达成补充协议,延长5年奴隶贸易。随后一直拖到1831年,在英国压力下,法国再次签约禁止本国国民直接或间接从事奴隶贸易。但短短两年之后,法国政府又一次撕毁条约,以“劳工自由输入”的名义公开恢复黑奴贩卖。1848年革命后,法国再次宣布废除奴隶制,但直到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在林肯为解放奴隶而战的影响和压力下,法国的奴隶贸易才最后终止。
  在革命家和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奴隶不应该存在,是因为“人”的价值在宗教的束缚下被重新发现,成为了宇宙的中心。康德,孔多塞,潘恩、黑格尔,无数的人为这一梦想而激动。1894年,康德断言,“每经过一次革命,启蒙的种子都发出更茁壮的幼芽”。直到1830年,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讲义》中仍如此讴歌大革命的理想 :
  
  顷刻之间,理性、正义的观念树立了权威。从此一切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自从太阳悬在天空、行星围绕太阳转动以来,从来也没有想象到人的存在以他的头脑,亦即以他的思想为中心,而他在理性的鼓舞下建立起一个现实的世界。……一切有思想的人都为这个时代雀跃欢呼。
  
  当人的理性被如此高举,每个奴隶的存在就意味着对人文主义的一记耳光。奴隶是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伤疤,使一个高歌猛进的意识形态面临崩溃和羞辱。奴隶的存在,使这个以人为中心的时代恼羞成怒,从而构成一个断头台的理由。
  “天赋人权”的自然法观念,在基督信仰被质疑和削弱的自由主义时代,支持了古老的平等理想。直到今天,多数人仍将这样的理念看为几百年来人类的主流思潮,并接受其为自己的世界观。一般民众也误以为奴隶制在近代的废除,正是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一个结果。其实,在人的理性第一次被高举的古希腊,哲人们普遍认为奴隶制是正当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巨著《政治学》中,把奴隶制视为“天然的、有利的和公正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样把奴隶视为“理想社会的必要成分” 。近代启蒙思想家批判奴隶制,但仍基于理性的权衡,或从社会层面和功利主义的探讨出发。如孟德斯鸠认为奴隶制违反自然法和民法,是一种“少数懒惰、富裕和骄奢淫逸的人为一己私利而推行的无益的制度”。和希腊哲人一样,有益还是无益始终是理性主义的评判根据。他们关心的是处境,而非心灵,其立场就必然因处境的变化而变化。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在1974年的研究表明,美国19世纪的南方奴隶制对奴隶和奴隶主而言都是较好的制度。“南方奴隶的福利和营养状况普遍比北方的工人阶级更好”。按孟德斯鸠的逻辑,他要反对的就应该是工厂制,而不是奴隶制。
  再以卢梭为例,他反对奴隶制的立足点,充分显出理性主义的傲慢与狭隘,他说“一个人无偿的奉送自己,这是荒谬的和不可思议的”。一个人若这样做,就说明他已丧失了健全的理智,而“疯狂是不能形成一种权利的” 。
  理性主义能够爆发出追求平等的革命激情,这样的激情,如柏克或法国流亡者里瓦罗尔伯爵所预言的那样,总有一天会“由军刀”来结束。但理性主义却不能萌发出对黑人“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弟兄般的爱。在奴隶问题上,启蒙运动有过卓越贡献,但也始终被三个困境和悖论所缠绕。
  第一是“自愿为奴”的古典悖论。根据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一个人有没有自愿为奴的权利呢?这是最早由近代国际法的始祖格劳秀斯提出来的难题,横亘在数百年的人文主义世代之中。卢梭的回答是自愿为奴的人都是疯子,所以坚决不准,他必须被强迫成为一个自由人。到了20世纪,自由主义右翼的代表人物诺齐克,重提这一悖论,他说“一个自由体系是否将允许这个人把自己卖为奴隶?我相信它将允许” 。因为“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观,强调人是他自身的所有者(self-ownership),而不是为他的造物主所有。既然人拥有自身,他就有权自愿转让属于自己的东西。显然这两种回答都将颠覆启蒙运动和天赋人权的价值正当性。自愿为奴,自愿卖淫,自愿乱伦,等等,自由主义本身无法阻止这个世界毁灭它赖以存在的道德根基。如果我们关心的对象不是一个“有灵的活人”(A living soul),我们的眼光就无法从理性主义自我设计的那个世界中脱颖而出。
  第二,人文主义一面使它所信奉的价值摆脱信仰的底座,一面不可避免的导致了种族主义或“前种族主义”的兴起。塔吉耶夫是研究种族主义的著名学者,他在《种族主义渊源》一书中敏锐的观察到这一点。他说,早期基督教的反犹倾向是基于信仰的。这种倾向排斥的只是犹太人的“异教”。假若犹太人改宗基督,他就不会再受到差别对待。塔吉耶夫借用使徒保罗的论述,说明这种“在基督里”的普世平等原则——“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自主的或为奴的,……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 。但15世纪以来的世俗化,一面淡化了信仰至上,一面却并未淡化、而且首先在西班牙等地还强化了反犹行为。“如果说过去的反犹主要是反对犹太教,表现为促使犹太人改宗基督,那么现代的反犹则成为反对犹太血统”,由于“血统肮脏”或不纯,犹太人的命运不再与信仰和真理有关。于是反犹运动便由信仰上的“同化”,发展为肉体上的隔离、驱逐乃至消灭。塔吉耶夫指出这恰恰与基督教的普救论思想背道而驰,正是世俗化的人文主义,催生出了“前种族主义” 。
  第三,启蒙运动的反宗教倾向,也在普世奴隶制被废止后,强化了对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这也是塔吉耶夫的观察。他和申克一样,承认启蒙运动所推崇的自由人权观念帮助了废奴运动和黑人解放,但他尖锐的指出,启蒙运动具有“反奴隶制和反黑人”两种倾向共存的悖论。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认为亚当、夏娃为人类共祖的说法不过是神话,他们反对基督教正统神学的人类同源论,主张“人类多源论”,反宗教不可避免的导致价值的多元和相对主义,将黑人看作异类的倾向就在人心中难以抑制。一旦你认为人类缺乏一个共同根源,那么黑人与白人之别,就与人与猿之别无异。
  
  
  
  废奴与福音
  
  几百年来,影响这个世界的另一场针锋相对的运动,即基督教的福音主义运动,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有意忽略了。事实上,18—19世纪的欧美出现了两种反对奴隶制的运动。启蒙运动基于人的“生而平等”反对奴隶制;英美的福音派基督徒和政治家则基于人的“被造平等”反对奴隶制。前者为一个“理性的王国”而战;后者则为“上帝的国度”而战。革命家以暴力反对制度,以制度改造人性,为了使一个大写的“人的旨意行在地上”。而威伯福斯和他的弟兄们在废奴运动中的全部努力,只为了遵循和见证《圣经》的教导。如布道家约翰·卫斯理为他们代祷的那样,“因着你们的兴起,愿这整体的见证使上帝的旨意行在议院,如同行在天上”。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道路,以信仰改变心灵,以心灵改变处境。这是一条与启蒙运动的理性崇拜和制度崇拜相反的道路。
  于是近代史上开出了两条废奴之路,共同推动六千年的奴隶制,在近代最鼎盛的时候嘎然而止。它们也带来了19世纪的两个结果,“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奴隶”的时代结束了,“一个人是一切人的奴隶”的时代却从此拉开了黑幕。威伯福斯和“克拉朋联盟”最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他们废奴的结果,而在于他们废奴的理由。革命家的道路是“从奴隶到将军”,威伯福斯和福音派基督徒的道路却是“从奴隶到弟兄”。他们不相信暴力,只相信“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箴言书》25:15)。
  这一道路跨越了两个时代,也超越了狭义上的奴隶制。因为启蒙运动追求的平等,是打碎了人类的整体性的、原子式的平等,人与人平等得就像两颗遥远的星球。而威伯福斯等英国废奴主义者追求的平等,却根植于人类在上帝面前的整体性,平等的目的是平等得像弟兄。废奴已成为历史,但这一根植于基督教信仰的理想却从未成为历史。奴隶制只是一种处境,离开了福音主义的理想,人类在任何处境下都可能是奴隶。福音的确改变了制度,却福音又高于制度。它的追求不是平等,而是高于平等,是人与人的相爱。
  有人曾批评《圣经》中没有废奴主张。使徒保罗曾在《腓利门书》中面对奴隶制度,坚持以心灵改变处境的道路,这也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道路。腓利门是当时一位富有的基督徒主人,阿尼西母是从他家中逃跑的奴隶,曾与保罗一同坐监,在狱中成为基督徒。保罗一面要求阿尼西母回去,一面写了一封致腓利门的信,要求腓利门接纳“在基督里”的阿尼西母。既然基督同时为奴隶和奴隶主而死,以上帝独生子的血赎他们的罪,并为他们而复活。奉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就被称为神的儿女。“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这就是基督教所传杨的福音。当阿尼西母与腓利门同为神的后嗣时,他就“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一个基督徒奴隶,揣着这封信,因着信心,冒着逃亡奴隶将被处死的危险,走在返乡重为奴隶的路上,活象一个卢梭眼里的“疯子”。阿尼西母知道等待他的那个人,在处境中是他的主人,但在灵魂中是他的弟兄。这就是人类废奴史的开端,也是人类史上真正充满指望的画面之一。
  回顾两千年的人类废奴史,无数基督徒走在这一视奴隶为弟兄的路上。《腓利门书》指出了一个原则——“福音化就是自由化”,基督教的目的不是打倒奴隶制,而是将奴隶从人心中废去,在一切处境之下拯救人的灵魂。而灵魂的改变,最终将导致处境的改变,传福音也因此成为废奴的一部分。基督徒遵循这个原则,使原则一点点成为历史。
  以古代奴隶制的废止为例,1827年,德国史家克鲁泽尔在《古代罗马奴隶制概述》中,将近代奴隶制的消失归因于基督教的传播,他说“奴隶制是世界历史的巨大分界线,它把异教同基督教永久性地分离开来” 。亚里斯多德曾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认为,在一个奴隶和自由人之间“不可能有友谊可言”。但从公元一世纪起,基督徒却和奴隶成为弟兄,一起在上帝面前领受圣餐。公元2、3世纪以来,基督徒开始大量释放和赎回奴隶。一些修会在长达五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将基督徒奴隶从摩尔人中赎回。3世纪时,一位叫卡里斯图斯的奴隶成为牧师,再成为主教,罗马天主教甚至将他列为早期的一位教皇。6世纪时,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修筑了当时最雄伟的圣维他尔大教堂,就是以4世纪时一位殉道的基督徒奴隶而命名的。事实上,欧洲的奴隶制随着福音的遍传而消失。1102年,伦敦宗教会议确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为非法。在启蒙运动远未到来的14世纪,奴隶制已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绝迹 。
  17世纪对非洲的殖民带来了奴隶制的死灰复燃。但也带来新一轮的福音化。英美废奴运动有两股力量和两类象征人物,一是一生为废奴打那“美好的仗”的威伯福斯和他领导的“克拉朋联盟”,二是推动了黑奴福音大复兴的传教士们。如著名的莫拉维弟兄会,他们打破传统教会的等次,均以弟兄相称。为要向黑人奴隶传福音,甚至故意成为奴隶,在非洲各处忍受患难,自称“隐藏的种子”。18世纪后期,“克拉朋联盟”成功推动了允许宣教士到殖民地传福音的立法,新教各大教会如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等,均向各殖民地传播福音,领引大批黑奴归主。英美的普世废奴运动正是“自由化”和“福音化”两种努力汇合的结果,一种为了“少一个奴隶”,一种为了“多一个弟兄”。
  1815年,欧洲各国在维也纳和会上迫于英国压力同意废除奴隶贸易。消息传来,当晚英国各处的教堂挤满了进来祷告的黑奴。一位历史学家说,他们的歌声彻夜不绝。当时一首著名的黑人歌曲唱道,“喔,威伯福斯先生,你是我们的弟兄朋友,努力使我们得自由。愿上帝的大能祝福你,虽然很多白人不让我们自由,黑人怎么办,黑人怎么办,上帝给我们力上加力”。
  1815年后,在英属殖民地迎来了黑人福音大复兴。1824年,伦敦传道会的史密斯牧师,在殖民地的一场黑奴与白人冲突中,以煽动叛乱罪被判死刑,为黑人弟兄而死。史密斯牧师在法庭上一言不发,只在宣判前大声诵读《哥林多后书》第4章8—9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这一事件震动了英伦三岛。威伯福斯因自己没有参与对史密斯牧师的营救而忏悔,公开向伦敦传道会道歉。其实这个传道会最初也是在“克拉朋联盟”的努力下成立的。后来去中国传福音的戴得生,就是这个传道会差派的。这一年,威伯福斯最后一次向议会提交了彻底废除奴隶制的请愿书,第三代“克拉朋联盟”的领袖巴克斯顿称这份请愿书为“一项革命性的、宣告奴隶制度为基督教和宪法所不齿的提案”。但威伯福斯认为自己犯下大错,选择退出政坛。
  威伯福斯的废奴生涯,与福音派领袖的属灵支持也有着紧密关联。他刚信主时一度想放弃政治,这时他遇见60岁的福音派牧师约翰·牛顿。牛顿与当时著名的福音派领袖沉美恩(Charles Simeon)一样,都曾是奴隶贩子。牛顿的母亲数十年为他的悔改不断祈祷。牛顿在母亲去世后悔改信主,写下大量诗歌,其中《奇异恩典》堪称几百年来全世界流传最广的一首圣诗。一天夜晚,威伯福斯来到牛顿住处,向他倾诉,与他一起祷告。牛顿看见上帝要带领这个年轻人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他建议威伯福斯不要退出议会,并为他代祷,“我盼望并相信主耶稣高举了你,是为了他的教会和我们国家的益处”。这个代祷奠定了威伯福斯一生的方向。十八年后,牛顿在弥留之际,听到了国会通过《废奴贸易法案》的消息。
  卫斯理在威伯福斯一生中也曾恒切的为他祷告。离世之前还特别写信鼓励威伯福斯。信上说:
  
  “除非上帝在这件事情上将你举起,你会在人和撒旦的反对之下身心疲惫而崩溃。但如果上帝站在你这一边,谁能抵挡你呢?依靠主的力量征战吧!直到英国的奴隶制度在上帝面前溃散,直到最卑微的人可以见到阳光。阁下,那位在你年轻时带领你的,愿他此刻也在万事上继续赐你力量”。
  
  美国的废奴进程,同样受到福音奋兴运动的影响。1835年全美废止奴隶制协会的成员,有三分之二是福音派牧师。那些建立所谓“地下铁道”帮助黑奴逃到北方的组织者,几乎全是贵格派的信徒。长老会和卫理公会都曾给予废奴运动属灵上的支持。东部和中西部的福音派人士,也时常卷入对抗奴隶制的奋斗。福音派女作家哈拿·摩尔受到威伯福斯的鼓励,在英国各地成立主日学,并写出大量的福音小册子 ,其中著名的《乡野政谈》,公开反对潘恩建立在人文主义之上的人权论。她后来成为“克拉朋联盟”的外围成员。摩尔的作品,带动了一大批英美基督徒女性,在家中以文字事工投身热烈的废奴浪潮,成为普世废奴运动中一个美好的见证。其中最为人知的,莫过于写出《汤姆叔叔的小屋》(黑奴吁天录)的斯托夫人,这部小说对美国废奴运动有着深远的震撼力。
  
  
  福音与政治
  
  仅仅局限于废奴运动,无法真正理解威伯福斯,理解他在下议院年复一年的议案、演讲、哭泣和彻夜的祷告。许多历史学家对“克拉朋联盟”的评价都不高,认为他们太迂腐,太看重道德立场,缺乏妥协的政治智能。他们不理解政治只是威伯福斯的修道院,而不是他的目的地。威伯福斯认为,废奴的目的只是“把人的价值重新带回到上帝面前”。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政治生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废除奴隶制度,并为此尽心竭力。我若有什么成就,那是上帝的高举。喔,主啊,愿我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来拦阻邪恶的事”。威伯福斯是一个“属基督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属政治的基督徒”。两者都怀着政治的负担,却有着天壤之别。
  威伯福斯所代表的英国废奴运动,和接踵而至的美国废奴运动,是奴隶制在近代被废止的主要力量。恰恰不是启蒙思想家和革命者,而是被他们轻蔑的福音派基督徒,在坚忍的信仰和呼召下,完成了结束奴隶制的使命。尽管丹麦在英国废奴运动的影响和本国路德宗教会的推动下,1803年先于英国废止了奴隶贸易。但普世废奴运动的转折点,仍然要等到1807年英国通过《废奴贸易法案》。
  福音奋兴运动,诞生于18世纪的英国清教徒传统。怀特腓和约翰·卫斯理是福音运动早期的领袖。1738年,卫斯理参加莫拉维弟兄会的一次聚会,有人宣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序言》时,他如遭雷击,经历了因上帝的话语而得赦免、重生和释放的体验。从此卫斯理走出教堂,到底层民众中宣讲福音,无数工人、农民和黑奴听他讲道之后泪流满面,向着正被大时代所抛弃的信仰归正。在高歌猛进的时代的前夜,基督教信仰迎来了它在理性主义时代的第一次复兴。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人类将进入有史以来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信仰与理性、心灵与处境全面对峙的大时代。福音奋兴运动是基督教信仰面向这一挑战的回应,从那时起,福音主义与理性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对峙就一直持续到今天。
  英美的废奴运动是福音主义的产物,而非理性主义的产物。1797年卫理公宗(徇道会)脱离国教,国教内受福音派的影响形成“低教派”(Low Church),成为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三十年“全英格兰最深沉、最热烈的信仰者 ”,威伯福斯正是这一时期福音派的杰出人物,他21岁成为下议院最年轻的议员,他的好朋友皮特担任首相,希望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威伯福斯22岁时受福音奋兴运动的影响,成为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他在信仰上一面注重“持守加尔文主义(改革宗神学)”,一面也看重“卫斯理福音复兴的重生经历”,主张纯正教义和属灵体验的平衡。既反对陷入教条主义,也反对落入神秘主义。他终其一生为废奴而战,替聋子听见,为哑巴开口,与哀哭的人同哭,被英国人视为议会中的道德楷模。他以自己的见证,将福音运动带入英国的政治界和贵族圈。威伯福斯踏入政坛时,曾联合40名议员,誓言不收受政府的任何财物,最后唯有他一人言出必行,一生信守了自己的誓言。他晚年退出政治时清贫如洗,一位贵族希望为他提供一笔救济金,但威伯福斯拒绝了,他说,“我想至死保持良心判断的独立”。
  威伯福斯写下废奴的第一篇文章时,整个国会几乎只有他一个相信“三位一体”的基督徒。当他1789年第一次提出废奴法案,所有人都把他当作一个不懂政治的唐·吉珂德。妄图以一项基督教教义,对抗大英帝国肥厚的国家利益。威伯福斯在议会内首先向艾略特传福音,后来与他成为彼此天天代祷的属灵伙伴。每当议会中争吵不休,他们就退出去,一起祷告。1797年,威伯福斯出版《真实的基督教》一书,许多议员和贵族因读这本书而相信耶稣。威伯福斯坚信“英国的前途维系在一个最基本的点上,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当他们遇见政治性的抉择,或在关键时刻,愿意顺服基督”。在他努力下,几位基督徒议员组成了一个祷告会,发展为历史上著名的“克拉朋联盟”。女作家摩尔记载说,威伯福斯与他的弟兄们立志,“奉献我们的口在议院中,奉献我们的脚在家里的祷告垫上,为每一件国家法案,为国家看不见的缺口向上帝祷告(《诗篇》106:23)”。第一代联盟共有8名基督徒,被后世称为“克拉朋圣徒”。他们数十年间持之以恒的提出废奴议案,有一次禁止奴隶运输的法案投票,全体议员拂袖而去,空荡荡的议会大厅只剩下威伯福斯和艾略特两个人。威伯福斯的坚忍,来源于对一个绝对的善恶标准的信心。他对弟兄们说,“是否上帝的旨意,不在乎议案是否通过,而在乎提这个议案的动机和本质是否符合圣经。如果符合,即使没有结果的应验,也是上帝的旨意”。
  1814年英国打败法国,拿破仑逊位。威伯福斯写下《废除奴隶请愿书》,说服英国议会在维也纳会议上,向欧洲各国要求废除奴隶贸易。在英使斡旋下,各国答应5年内禁止奴隶贸易。整个议会欢呼雀跃,庆祝这一伟大的外交胜利。威伯福斯一人却伏案痛哭,令全场尴尬。他站起来说,非洲还在流血,5年内谁知道法国又会发生什么革命。难道我们的胜利,战争中牺牲的无数生命,就是为了纵容法国和各国维持一个罪恶的制度吗?他说,“我绝对不会在同意书上签名,我愿以我的余生亲尝黑奴的痛苦,而非在这样的欧洲和平书上永远留名”。威伯福斯的信仰力量不但感动了议员,也感动了英国民众。消息传出后,议会在十天内收到了25万封请愿信,一个月内收到150万封请愿信。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不过才1200万。英国的全部806个乡镇,包括最偏远的乡镇都有人来信,要求英国向各国提出立即禁止奴隶贸易。
  “克拉朋联盟”并不是一群书斋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努力也不局限于议会。成员之一的克拉克森是一位著名作家,他的《论奴隶与人口贩卖》及1807年的巨著《废除贩卖奴隶的历史》,对普世废奴运动影响巨大。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就是读了他的书后,决心加入废奴运动。他们当中除了政治家和作家,还有商人和总督,在废奴策略上看重贸易和教育的重要性。以贸易发展削弱对黑奴的市场需求,以教育提升黑人的价值。他们不但有基督徒的信仰,也有英国人的智能。先用20年的时间消灭视奴隶为动物的贩卖,再用20年的时间以赎买方式废除以奴隶为财产的制度。1890年,“克拉朋联盟”在西非买下“狮子山国”,将他们从欧洲和美洲解救的1980名黑奴送回那里,建立了一个没有奴隶的自由之城,帮助黑人自由劳动,与英国进行平等贸易。后来成为塞拉利昂共和国,它的首都就叫自由城(Freetown,音译“弗里敦”)。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斯,在1984年的《奴隶制度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一书中,克服数百年来人文主义的宗教偏见,给了“克拉朋联盟”公允的评价:
  
  克拉朋的这一小群基督徒坚信,人的基本自由和价值,高于任何政治、经济和社会阶级所能剥夺的。这一个信念,是来自上帝在人良知中所刻下的律法,是道德中的至上法条。任何法律违背这一基本点,带来的必将是败坏的连锁反应。这种坚信,凝聚了这批基督徒,为扭转整个时代的伤害,全心全力的投入政治改革,以整整58年(1780—1838)持续的努力,慢慢的挪除一切人为制度与法律上的拦阻。这一群基督徒,个个坚守圣洁的生活,以执行这项圣洁的律法改革。并似乎是在永无止尽的反对中屹立不摇。
  
  威伯福斯在向伦敦传道会道歉的公开声明中说,“福音和政治自由是上帝帮助黑人的两条平行轨道。基督徒政治家仍需推动废奴的立法,宣教士仍需忠于他们的禾场,黑奴信主后仍需守法”。他一生谨慎的看待福音与政治的关系。一生坚持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的精神。但与自由主义者的理解不同,分离的意思不是政治与宗教无关。在威伯福斯看来,与信仰无关的政治只可能是专制。分离的意思是任何人的信仰不被强制。而宽容的基础也不是价值的多元,恰恰是对真理的确信。上帝的旨意不需要人的搀扶,得胜与否在乎神,不在乎人的奔跑。1789年英格兰与天主教国家爱尔兰合并,引发政教冲突。威伯福斯为捍卫天主教徒的参政权,公开反对乔治三世,直到10年后天主教徒取得议会的席位。他说,一个基督徒政治家永远不需要担心结果,他只应该担心“有没有用不公平的方法去胜过对手”。真信心是宽容精神的来源。假如你所信的离了你的帮助,就无法在历史上获胜。那你所信的就一定不是真理。不宽容的根源在于恐惧,而恐惧来自于不确信。
  这也是威伯福斯终其一生,反对英国出兵海外保护宣教士和基督徒的原因。他说国力的强盛是对信心的试探,以为大英帝国的武力,比上帝的护理和预定更令人放心。1813年,印度问题引发了英国的争论。克拉朋联盟提出“印度法案”,反对基于宗教理由干预异教文化下的犯罪行为(活人殉葬和献祭等)。6月23日议会投票之前,威伯福斯站起来发表了三个小时的演讲。他认为基督教不能借助政府而带有强制性,主张以普通法的道路去化解宗教冲突,积极在海外殖民地推行英式公共政策,建立不同信仰者都能接受的法治标准。《印度法案》的通过,使英国从此承担起在殖民地建立公共管理和法治标准的责任,也成为殖民主义统治模式的一个转折点。
  40年后,威伯福斯宣布退出政治圈。此时英国上下两院的基督徒超过了两百名。
  
  
  福音与保守主义
  
   “克拉朋联盟”为废奴奋斗的半个世纪(1780—1838),恰好是英国保守主义和议会政治的形成时期(1770—1832)。除了短暂的中断外,托利党人在这一时期几乎一直执掌大权。同时这半个世纪,也是社会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然神论等思潮对基督教正统信仰构成最大挑战的时代。以赛亚·伯林曾列举启蒙时代的“六个自由的敌人”——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和迈斯特。这六位先生恰好也都死在这半个世纪内(1771—1831) 。
  这就是威伯福斯身处的三个大致重迭的时代。在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下,欧洲进入法国流亡者夏多勃里昂子爵在《墓中回忆录》中所称的“一个失去神圣权威的世界”,人类的价值剧烈摇晃,但最终在英国重新站稳了脚跟。在威伯福斯的一生中,英国为世界积累起三笔影响至今的精神财富。一是奴隶制的废除,一是福音奋兴运动,三是保守主义。而威伯福斯本人面向新旧两个世界,身跨这三大主题。他和他朋友们的信仰,深刻的影响了英国的保守主义品质。
  有人认为英国保守主义的源头有两个,“宗教的和世俗的” ,并将爱德蒙·柏克列为宗教保守主义的代表。这一说法未免大而化之,准确的说,保守主义政治在英国有三个源头,一是基督教信仰,尤其是清教徒和福音派传统。这一源头可以追溯到1594年,改教家理查德·胡克发表《论教会体制的法则》,其中突出而明确的表达了保守主义的信念。二是普通法的传统,代表人物是柯克和布莱克斯通,后者在1769年发表《英国法释义》,对英国法治传统作了最杰出的阐释和守望。三是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代表人物当然是大卫·休谟。他也是英国自然神论的代表,即那些“只承认一位上帝,不接受任何宗教启示的人们的观念” ,保守主义的意思,就是对这三大源头的保守——信仰、宪法及其在时间中的经过。在英国这几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混合体,如狄斯累托说,“英格兰的宪法并不只是关于国家的宪法,而是一部关于教会与国家的宪法” 。直到20世纪初,英国保守主义理论家塞西尔仍然认为,“政治必须符合某种是非标准”,而必须选择的明确的道德标准,只能是《新约》所揭示出的基督教观念。塞西尔认为,保守主义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在政治范围内监护人民的信仰。“这向来是并且目前仍然是各种现代保守主义的一致立场,也的确是大多数人民的立场,无论他们隶属于哪个政党” 。英国保守主义认为捍卫信仰传统,就是捍卫“全部建筑物所依赖的拱门的拱顶石”。捍卫这三大源头,就是捍卫自由本身。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半个世纪,英国同时涌现出三位塑造了保守主义政治品格的政治家。一是被称为第一位保守党首相的皮特。他是英国保守主义的政治之父。二是《法国革命随想录》的作者柏克,这本书被一位德国政论家称为“在所有语言中出现的对革命思想的最有力的驳斥” 。柏克虽号称辉格党人,却因此成为保守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可谓保守主义的政治学之父。第三个则是威伯福斯,他堪称英国保守主义的信仰之父。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在世俗政治中如此高举基督信仰,并获得如此成功的制度成就,同时又行出令人敬佩的道德典范。威伯福斯站在基督教信仰之中,对德国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批判发人深省。他与欧文辩论时,认为社会主义和世俗哲学“来自个人自信的过度膨胀”。他对欧文说,问题在于“任何人如果相信你的话,那他什么话都可以相信了”。这像是对未来世代的一句预言,甚至也是对欧文本人的预言。欧文一生反对基督教,热衷于社会主义试验。认为人受制于处境,而不是受制于心灵。直到晚年欧文终于陷入“什么都可以相信”的价值虚无,对超验真理的渴望长期被压抑,最后落到泛灵的崇拜之中 。
  在私人影响上,威伯福斯也堪称前两位政治家的教父。皮特与他是终身好友,支持他废奴。1792年,皮特在国会发表演说,将近代非洲黑奴的命运,同古代不列颠人在罗马奴隶市场上的命运进行对照,打动了多数议员的心肠。尽管皮特一直不是基督徒,威伯福斯与他的政见也不总是一致。但丘吉尔认为,威伯福斯还是足以称为皮特的“精神导师” 。而柏克早年尽管重视宗教的价值,他自称对宗教的信赖“比所有法律条文加起来的效力和影响,更胜出无数” 。但他对传统和习惯的保守,其哲学基础更多的还是来自经验主义。直到1797年,柏克受到威伯福斯《真实的基督教》一书的影响,才转变为一个相信“三位一体”的基督徒。不过柏克出于对大革命的极度反对,难以区分两种废奴运动的差异,对福音主义所推动的废奴运动与保守主义的微妙关系也缺乏耐心。因此大革命后,他开始反对废奴运动。认为一切废奴主张都难免“充满了雅各宾党人的气味”。
  反过来,威伯福斯和克拉朋联盟,也推动了英国保守主义政治的形成。1794年,英国在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下爆发激进浪潮,人民团体如雨后春笋,人们热烈的宣称攻占巴士底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皮特政府先后两度暂停“人身保护令状”的实施,甚至促使议会通过了限制集会法令,凡50人以上集会,必须经3名治安官批准 。在这一保守主义立法时期,威伯福斯坚决的站在皮特一边。他认为每个人都应是自己理性的管理者,当个人理性被公众的激情所煽动时,有必要限制这样的集会,“使愤怒和仇恨在群众中慢慢的沉淀下来”。威伯福斯一直对广场政治充满戒心,终其一生不参加任何竞选活动,一到选举他就躲进书斋,但却总是高票当选。在所得税法案上,威伯福斯也支持皮特。他效法基督对纳税问题的回答,说,拿出你们的钱币看看上面印的是谁的家?钱的真正权柄是国家的,你只拥有使用权。“所得税就是提醒这一点,并且每年提醒一次”。
  福音奋兴运动,也有力支持了保守主义政治。牧师们教导成为基督徒的黑人仍要遵守法治传统。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评价卫理公会的历史作用时认为,福音派信仰一面赋予工人以尊严,启发了他们的觉悟。另一方面教导工人遵守纪律,顺服权柄。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工厂时代培养出第一批敬业的劳动者 ,并使英美两国避开了社会主义。剑桥经济学家德里在《十九世纪英格兰史》中,评论福音运动对保守主义的贡献,他说:
  
  “这批卫理公会的政治家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远超过了马克思。因着个人的信仰重生,改变一个人,进而改变周围的环境,最终改变整个国家。我们可以说,正是这个福音的大复兴,拯救了英国免于大革命”。
  
  
  结语
  
  威伯福斯是人类史上一位罕见的政治家。一个在成熟政客的眼里可能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白痴”还要白痴的政治家。一个在最肮脏的领域凭着信仰胜过试探的政治家。威伯福斯之后,英国持续地走在普世废奴运动的路上。1815年,英国付出75万英镑,迫使葡萄牙禁止赤道以北的黑奴贸易。1842年,英国迫使葡萄牙禁止了赤道以南的黑奴贸易。1817年,英国补偿西班牙40万英镑,换取它在1820年后放弃赤道以北的黑奴贸易。1835年,英国再次施压,迫使西班牙同意禁止赤道以南的黑奴贸易。此后另一位英国传教士李文斯顿深入非洲传教和行医,长达30年,呼吁在威伯福斯法案的基础上,将对奴隶贸易的禁止从海上贸易扩展到非洲内陆。1870年,英国迫使苏丹国废除奴隶买卖;1873年李文斯顿去世后一个月,英国迫使苏丹关闭了非洲东海岸最大的奴隶市场。1879年,在奴隶市场的废墟上建成了大教堂。
  2007年是英国《废奴贸易法案》两百周年。从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和1833年废奴法案之后,世界进入了自由主义时代。基督教信仰在“政治正确”的偏见下,就像为印第安人划定保留区一样,被逐渐赶往一个脱离社会政治领域的个人空间,对社会的影响力也日益衰落。到20世纪初期,伦敦有一个著名社交圈子,名叫布隆贝里圈(Bloomsbery circle),聚集了一批反宗教的人文主义作家和艺术家。其中大部分成员都是“克拉朋联盟”的后代。一个在属世和属灵两方面影响如此巨大的团体,在一个世纪内就完全消失了。人文主义和相对主义上升为最显赫的意识形态。但与此同时,基督教的福音主义和保守主义,面对自由派神学和人文主义的挑战,也经历了再一次的复兴,一直持续到今天。
  两百年来,威伯福斯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不同信仰的人,更激励着那些致力于社会政治改革的基督徒。如林肯、马丁·路德·金等,都曾表达对他的敬意。1807年2月23日,《废奴贸易法案》通过的那一天,威伯福斯跪在议院的角落里,流泪祷告的那一幕,将永远留在人类政治史上,闪耀信仰之光。
  笔者访问华盛顿时,在数位国会议员的办公室内看到威伯福斯的画像。2005年,美国参众两院的15名基督徒议员,效法“克拉朋联盟”,根据圣经中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他们成立了国会山祷告小组。一年多来,并推动丹麦、英国、德国等国的一些基督徒议员,成立祷告小组,为各自的国家认罪祷告。
  威伯福斯的墓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宫(西敏寺),这是人类史上最优秀的宪政体制(威斯敏斯特模式)的诞生地,也是基督教史上最伟大的信仰告白(威斯敏斯特信条)的诞生地。以刻在这里的墓志铭来结束这篇纪念文章,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温暖的仁慈,及昔世的公义
  为地上添了一个基督徒生命,永恒不变的辩才。
  在每一个公共事务上,他如此卓越,
  在每一个公益运动里,他是马首,
  不论在当时或是在属灵上,
  他解脱了彼时人们的需求,
  凭着永不气馁的努力,
  借着神的祝福,这份努力除去了英国
  贩奴的罪孽,
  并预备了一条奴隶解放之路
  铺满大英帝国的每一个属地
  
  2006-9-10于成都大学
  
  
  《兄弟相爱撼山河——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
  张文亮着,敦煌文艺出版社“新百合传记文丛”,2006年10月即将出版。
  
  此文删节版见《书屋》2006年10月期,署名王书亚。全文刊于民刊《橄榄枝》2006年秋季号。
  
  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9卷“动乱年代的战争与和平:1793—1830”,C.·W.·克劳利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131页。
   参见“奴隶制”辞条,《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P75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20页。
   康德和黑格尔的两段引言,均见注1,第124页。
   《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美)施密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253页。
   同注3。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诺齐克,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页。上世纪90年代末的国内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这一难题也曾提出引发讨论。新左派意图以此否定自由人权的价值共识,在这一点上受到自由主义的有力回击。但自由主义者对“自愿为奴”的悖论也无法给出更正当的论证。
   《圣经·加拉太书》3:28,中文合和本。
   《种族主义源流》,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三联书店2005年1月。参见秦晖《“差异权”,还是文化选择权?——评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
   《圣经·加拉太书》4:7,中文合和本。
   《古代的奴隶制和近代的思想意识》,芬利,第27页。参见郭小凌《古代世界的奴隶制和近现代人的诠释》,《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
   《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美)施密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255—257页。
   《灵修神学发展史》,侯士庭著,中译本,中国与福音出版社1995年10月初版,第110页。
   《从托利主义到自由主义——格拉斯顿宗教、政治观的演进》,李义中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第3页。
   《自由及其背叛》(英文名直译为“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以赛亚·伯林,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1页。
   《保守主义的含义》,罗杰·斯克拉顿,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1月版,中译者序,王皖强,第5页。
   《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一),科林·布朗,查常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72页。
   同注13,第10页。
   《保守主义》,休·塞西尔,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5月版,第46—47页,第73页。
   同注1,第138页。
   同注1,第151页。
   《英语国家史略》,第三卷,温斯顿·丘吉尔著,中译本,南方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187页。
   《从托利主义到自由主义——格拉斯顿宗教、政治观的演进》,李义中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29页。
   《英国史》,阎照祥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268页。
   《英国通史》,钱承旦、许洁明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210页。
   《圣经·历代记下》7:14,中文合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