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徒的故事

由 古旧福音 在 2006, 七月 24 - 00:12 提交 :: 教会历史

清教徒的故事

作者:Erroll Hulse

第一部分

一. 清教徒的现实意义
清教徒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生活在什么年代?他们成就了什么?他们有什么教导?历史不是一门广受欢迎的课题,我们不能想当然认为英国人很自然对英国历史就非常熟悉。英国以外的人很少有认识英国历史的。我们怎样才能把至今为止那最优秀的神学遗产介绍给海外的基督徒呢?

我们所关心的不止于叙述历史。我们要生出对清教徒的激情,为的是可以从他们实际的榜样中得益,从他们那独特的对教义,经历和实践的平衡把握中得益。清教徒是对神学认识极深的人,有很大的异象,他们向神祈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今天宣教士正前所未有地把福音带给全世界。以圣经为根基的基督教正渐渐在全世界240个国家中的大多数里传开。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远东和南美,信徒的人数增长很快,极为需要对圣洁生活和坚持信仰的教导。从历史而言,清教徒时代最能满足这种需要,因为在当今教会普遍最软弱的方面,他们是最强的。

鉴于今天哲学和宗教方面的发展趋势,清教徒肯定还具有现实意义。

后现代主义 — 从二十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在哲学上西方世界已经渐渐从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约两个世纪以来,世界的思维是被启蒙运动所左右,该运动强调人的理智,对人的能力和成就报乐观态度。现在人把这种思维称为现代主义,它相信人能通过理性思维和科学方法解决他一切的问题。这种傲慢态度绕过了神和他的启示。

不是别的,正是现代主义的结果导致了社会道德的完全崩溃。今天,在大多数人的思想里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事实上,“真理”被人认为是可以由每一个人自己决定的东西。在全球范围内,西方社会压倒一切的价值观就是“宽容”,这种观点被称为“后现代主义”。清教徒运动对当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气候来说有现实意义吗?布里斯托肯辛顿浸信会的安德鲁佩德森在1997年秋季号《根基》杂志一篇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中认为,清教徒的方向确实具有现实意义。他认为,“真实的灵性在于重新发现神的恩典在信徒生活中一致和全面的意义。”他强调,“这就是拒绝过去两百年把事情孤立,分割和独立区分所造成的后果,回首清教徒和敬虔主义者的年代,那时的方向更加健康,具有活力,圣洁,真实,合乎圣经和荣耀神。”

随着现代主义(启蒙运动)的消亡,我们现在面对着一个道德真空。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重建根基的机会。今天我们受到挑战去认识和运用神的话语,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可以回头吸取清教徒的遗产。我们能避免他们的错误和弱点,但更主要的是,我们能从他们的长处学到很多。

后现代主义是强烈反对神的律法的,它承认人会犯错误,但绝少提到“罪”这个字,回避我们都犯罪得罪神这个问题。对错是按照人的感情来作判断的。神有不变,圣洁的道德律,并以此审判每一个人,这种圣经教训是不受欢迎的。但是清教徒是非常清楚教导这一点的。

清教运动在道德方面,对全世界教会中不同的福音派派别都有很多的教训。

新正统学派(Neo-orthodoxy) —新正统学派(或作“新”信条)相信,人认真察看圣经,就会发现它的错误,人能决定哪一部分是真的,哪一部分不是。新正统学派产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源自现代主义思潮和对人理智日益加增的依靠。在被归为新正统学派神学家的人士当中,巴特(Karl Barth)(1886-1968)是最出名的一位,在那个世纪中,他对欧洲以及以外地区新教神学发展的影响比任何其他人的都大。他使一些人开始去研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以及16世界的宗教改革。

尽管巴特对自由派发出挑战,但仍未能完全清除自由主义的圣经观。例如,相信亚当和夏娃的历史真实性,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创世纪字面上所启示的神和圣经其他地方所启示的神是同一位)。认同贯穿于圣经记载中的超自然现象,这也是至为重要的。然而新正统学派对根基从来是不明确的。这就像在下沉的沙土上走路一样。清教运动和新正统学派一样,接受挑战用理智思考和分析。但是清教徒的长处在于他们从来不质疑圣经的正确性。清教徒总是踏足在神无误话语的坚石之上。

基要派运动(Fundamentalism) — 感谢神,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教会总是比任何分支或宗派更广阔浩大。那被人称为基要派运动的福音派运动只是这更广阔身体的一部分。该运动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得到发展。基要派人士联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运动,为的是和当代派神学作斗争。这运动的领袖列出一系列的基要真理,目的是为了捍卫被自由派人士否认或削弱的真理教义。基要派运动在美国势力强大,并传播到其他国家。

清教徒是认同为捍卫和促进诸如圣经的可靠,三位一体,基督的神性这些基本真理而大发的热心的。不幸的是,基要派运动加添了对预言的前千禧年观,在一些情形中,还增加了把历史划分成特定的时间段的时代论等这些“基本点”。按最轻微来说,这样分段的圣经根据是缺乏说服力的,然而,这种体系的倡导者把它强行加在圣经上。大部分清教徒持后千禧年的观点,一小部分是前千禧年,然而,对他们来说,末世论(对将来之事的教训)并不是一个分歧点。

我们可以从清教徒身上学习到不要专注在小问题上。基督第二次再来审判,世界的终了,全世界的人从死里身体复活,永远的天堂和地狱,这些都不是我们应当妥协的主要问题。但除了一条普遍的主线,我们是不能给将来绘制一份详细的图表的。福音的合一是宝贵的财富,我们应当避免为了不是中心的问题而破坏合一。

基要派人士也倾向加上诸如禁止喝酒,打牌,跳舞,上剧院等这样的问题。这成了无休止的争论和分歧的原因。例如,在关于酒的问题上,圣经教导人要节制,而不是完全禁戒。酒被用在圣餐上,一些基要派人士甚至试图改变酒这个字的意思,来支持他们完全戒酒的观点。清教运动奇妙解决了因着把人为的规矩加在圣经中而造成有害,无休止的分争的问题。爱世界是我们的敌人,解决的方法在于内心,一个人可以守很多规矩,但仍然是爱世界,同时有着法利赛人一般自以为义的致命的灵。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清教运动集中关注人灵魂的光景这个大问题上。当一个人的灵魂真正与基督联合,他的每一部分 — 他的思想,他的言语,他的行为 — 将要服在神的话语之下。他为自己的生活制定规矩,但他避免为其他人制定规矩。清教徒在《韦斯敏斯德信条》加上一章论述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清教徒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与自控和守纪律结合在一起的。清教徒的信仰宣言(长老会,公理会和浸信会的信仰宣言(注1))在圣经没有论述的地方闭口不言。比如,圣经没有讲到吸烟的问题,但有一些经文命令我们要爱护我们的身体,把它当作圣灵的殿。脱离有害习惯的自由是从基督所赐的自由而来的,这自由来自圣灵内在的劝服。

新福音派运动(The New Evangelicalism) — 基要派运动脸上带着怒气,强烈分别开来,不加容忍,富进攻性,它被看作是“拳头紧握的信仰”。因此无可避免,一种更友善,更讲情理的表达方式就出现了。它的形式就是“新福音派运动”,它依然是学术的,但也是广泛友好的。然而,这种在福音派运动内部的运动受困于对圣经默示和权威这个中心问题上所作的妥协。事实上,新福音派运动在圣经无谬这个问题上已经分裂了。

再一次,清教运动值得我们推荐。尽管清教徒无法预见这场争论的细节,但我们要感激在关于圣经本质和权威这个问题上他们作品所立下的坚固根基,这有《韦斯敏斯德信条》的开篇为证。

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ism) —五旬节运动和彩虹一样广阔和富多样性,特点是强调三个重要问题:灵里经历的实在,属灵能力的彰显,公开敬拜中的喜乐,这些问题也是清教徒所强调的。

第一,清教徒非常强调在灵里经历神使人归正白白的恩典。属灵经历的指标,如称义的喜乐,因父接纳得儿子名分而对父的爱,在患难中忍耐,对基督的享受,清教徒对这些的探索到了极处。清教徒的观点就是,我们现在在基督里已经完全了。属灵的经历在于继续应用信徒在经历上与三一真神三位的联合。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着了,但还有某些事情要被加进去,尽管如此,新约没有提示或者命令信徒在归正后要有第二次的经历。

五旬节运动中的许多人承认,所有在基督里的,是已经受了灵洗,被加入基督(林前12:13);第二次特别的经历并非是绝对必要的,也不当把第二次的经历当作是一种“芝麻开门”,去打开新经历的潘多拉盒子。清教徒认同属灵能力或圣灵的膏抹是人所需要的 — 不仅仅是为了传道,也是为了普遍的事奉,为了在苦难中忍耐。圣灵一直在信徒身上动工,纠正,指引,安慰和加力。

第二,一些五旬节运动宗派强调异象,神迹和奇事的延续。清教徒的观点是新约的使徒和先知是异乎寻常的,为树立根基,神赐给他们特别的印证。我们不需要重复他们的工作,不需要用新的异象和奇事来证明神话语的正确。清教徒的教导非常奇妙,令人释放,因为属灵领袖不被要求在水面上行走,帮助人长出折断的手脚,让人从死里复活,或者行好像五饼二鱼那样的神迹。神的话语完全足够,我们不需要行发预言,讲方言,翻方言这些超自然的恩赐。我们察看初世纪以来基督教会的历史,一直贯穿到二十世纪,神迹的缺失是很明显的。

当人说能行神迹,特别是医治的神迹,然而明显失败,那么一种很大的伦理尴尬就发生了。人宣称能行神迹,然后令受苦之人的盼望破灭,这何等令人伤心。当这样的许诺失败,所带来的幻灭感是很深,伤害是极大的。我们不作不能实现的应许,相反,我们指人去看那永远不会失败的应许,就是任何人只要悔改相信就能得永生的福音应许。

第三,我们需要满有喜乐的空开敬拜。沉闷,没有生命的敬拜是和救恩的喜乐矛盾的。在这方面,清教徒敬拜的“规范性原则”就非常重要了。这是按照新约圣经指明的来规范公开敬拜的原则。换言之,我们只能进行圣经明讲的属灵敬拜,就是公开读经,传道,代求,唱诗。圣经没有具体说明该如何安排这些元素,这表明了自由。我们没有理由在我们公开的敬拜中没有大大的喜乐和造就。我们不需要转回去效法世界,或者使用娱乐的手段,我们能把尊严敬畏和喜乐高兴结合在一起。查纳克(Stephen Charnock)在一篇对约4:24的注释中,指明敬拜的一些基本要素,把焦点归在神身上,以他为敬拜的中心:

“神是无限欢乐的灵,所以我们一定要带着喜乐来就近他;他是无限威严的灵,所以我们一定要带着敬畏来到他面前;他是无限至高的灵,所以我们一定要带着最深深的谦卑献上我们的祭;他是无限圣洁的灵,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纯洁向他说话;他是无限荣耀的灵,所以我们一定要承认他的卓越;他是被我们惹动怒气的灵,所以我们一定要奉一位成就和平的中保和代求者的名献上我们的敬拜。”

无须多言,在敬拜中我们一定要避免单调沉闷。我们的挑战就是传道人不可使他的听众疲倦,清教徒用对神话语生动的解释,常常能避免这样的问题。

肤浅的福音派运动 — 可能在这方面清教徒更能帮助那些运用上台呼召的基督徒,他们因为记录下为基督作的一个决志,就过分轻易宣布人已经得到归正,而实际上人心可能还没有被改变。清教徒年代其中一份遗产就是对神主权和人的责任两者稳固的教训,一方面抵挡了阿民念主义的谬误,另一方面则防止了极端加尔文主义的错误。(注2)

在最近一本由福音出版社(Evangelical Press)出版,名为《你真的重生了吗? – 认识真假归信》的书中,作者Kent Philpott 见证了他是怎样在事奉中离开上台乎召这种肤浅的福音派做法,进到改革宗和清教徒的方法中,并满有果效和喜乐的。

重建运动(Reconstructionism) —这场运动起源于美国,强调道德律的重要性,持后千禧年观立场— 它预见基督教信仰要得胜到一种地步,全世界的民事政府都要基督化。重建运动强调要把圣经的教训应用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无论是公开还是个人的方面,通过解释圣经来装备政治家,把圣经的律法应用到公众生活中去。

清教运动会认同对十诫的强调,认同需要劝说,教导政治家把这些诫命应用到立法当中。然而,清教徒不会和那些认同神律论,就是把旧约律法应用到社会生活的人联合起来。正如上面指出的那样,清教徒对将来的看法互不相同,他们大多数持后千禧年观,但是他们的乐观是集中在福音改变一切的力量,以及教会的建造上,而不是专注于通过民事政府的权力进行立法。

广泛的福音派运动 —广泛的福音派运动无关痛痒,对世界,对罪,或者对魔鬼不构成威胁,它没有时间管这些事,因为它用许多“项目”,包括各种各样的家庭和社会项目来帮助人,以此作成它的事奉。

另一方面,清教徒是运用属灵的能力,他们通过打败黑暗的拦阻来帮助人,英格兰的清教徒给英格兰带来了基督徒家庭和主日。

和广泛的福音派运动联系在一切的还有软弱无力的治学风气,它没有受过严格操练,软弱无能。和广泛的福音派运动联系在一切的还有肤浅的福音派运动。在治学风气方面清教徒充满实际的应用。让人伤心的是,今天有实实在在的福音派治学的地方,在应用方面却是欠缺的。

加尔文主义的神主权恩典论(Calvinistic Sovereign Graceism) — 一些读者可能奇怪这是什么。事实就是,许多教会不愿意被说成是属于“改革宗”,因为他们对历史上信仰宣言关于律法和主日的章节并不认同(《韦斯敏斯德信条》第19和21章,或者其浸信会对应的1689年《伦敦浸信会信仰宣言》的有关部分)。然而他们可能接受加尔文主义(有时也被称为“恩典教义”)的四点或全部五点。这五点用缩写“TULIP”(郁金香,译者注)是很容易记住的:完全堕落, 无条件的拣选,限定的赎罪, 不可抗拒的恩典,圣徒蒙保守。这种表现形式源自1618-1619年在荷兰召开的多特总会对阿民念主义倡导者的回应。

这五点强调了我们唯独是靠恩典得救这个真理。然而,把加尔文主义简单缩减成为五点,这是有危险的。在圣经中,无论在哪里提到唯独靠恩典得救这个真理,它都是存在于实际应用的上下文中的。没有属灵的应用,人就会落入仅仅是学术研究,仅仅讲理性的危险当中。这曾经是基要派运动的主要特征。和教会的其他派别相比,神主权恩典教会在特征上差别很大,一些已经成为一种邪教般的灵的牺牲品,认为只有那些相信五点论的才是真正的,重生的基督徒。

清教运动纠正了这样的错误,坚持与基督联合是基督徒的主要特征的这一圣经中心,这联合一次同时给基督徒带来算为他们的义和表现为谦卑,结出果子(罗6:1-18)的圣洁生活。清教徒很小心,不往唯独因信称义上加添什么。在某些情形中,“加尔文主义的神主权恩典论”给因信称义加上一些东西,坚持一个人要成为真信徒,他就一定要持守这五点。但是唯独信心使信徒和基督联合在一起,不可在这一点上加上什么。

极端加尔文主义(Hyper-Calvinism) —极端加尔文主义的特征是否认神对所有人的爱这一普遍恩典。换言之,它教导说,神只爱选民,对非选民只有恨。并且,极端加尔文主义否认圣经是真诚无条件向所有人传福音。司布真在他全人的方方面面都可称得上是一名清教徒。在他的讲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用传福音的方式宣讲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奇妙例子。例如,司布真攻击那种普遍救赎观,这种观点看上去使得救成为可能,但实际上不真正拯救任何人。司布真用最强有力的传福音方式传讲限定的救赎。清教徒在两个重要方面可以为今天的人提供稳定平衡:1) 他们坚持神的爱的不同方面的合乎圣经的方式,2) 他们和谐持守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的教训。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府来(John Flavel)所著的《基督敲击罪人的心门》,这本由Baker出版社出版的平装本,是单单从一节经文,就是启示录3:20引申出来吸引人心的解经,足有四百页之多。

20世纪末在地上基督的教会比从前任何一个时候规模都更大,更具多样性,上面提到的只是这巨大身体的某些部分和支派。然而从这些描述,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清教徒的著作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注1) 长老会:《韦斯敏斯德信条》(1647);公理会:《公理会宣言》(the Savoy Declaration) (1658);浸信会:《伦敦浸信会信仰宣言》(1677 和1689年)。 所有这些都是根基于《韦斯敏斯德信条》

(注2)极端阿民念主义专注在人的责任上,到了排斥神的主权的地步。它强调人能凭着他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是否信靠基督,只要作了一个祷告,就被宣告是得救永远脱离了地狱;它容许一个“得救”的人继续过一种自私和犯罪的生活,因为得救所需的只是他的决定。极端加尔文主义专注在神拯救人脱离因自己犯罪当受惩罚的主权恩典,排斥人的责任,这导致不够顺服向失丧的人作见证的大使命。

第2部分

清教徒的开端

概况

“现在几乎没有人读他们写的书了。” 1957年威廉豪乐在他所著的《清教运动的兴起》中如此写道。那时他的评论是正确的。现在就不是这样了。自从1957年以来,一场改革宗神学的复兴发生了,这复兴的根基来自清教徒的著作。1 除了英国真理旌旗出版社和美国Soli Deo Gloria出版社取得的广泛出版成就之外,还有其他出版社在出版清教徒的著作。

包括在重新出版清教徒著作这项工作之内的还有把清教徒著作翻译成其他文字的工作。例如,耶利米巴罗士(Jeremiah Burroughs)所著的 《基督徒的珍宝-知足》(The Rare Jewel of Christian Contentment) 最近已经用阿尔巴尼亚语,阿拉伯语,法语,印度尼西亚语,韩语,波斯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印行出版。2 我们需要一种历史背景的通俗介绍,好使我们能很容易把这些清教徒作家置身其中加以理解,这是我写这篇介绍的原因之一。我建议对清教徒不熟悉的人记下16,17世纪英国君王的名字和日期。这时间框架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位国王或女皇都在这故事的一部分中留下他/她独特的印记。和今天的王室相比,那个时代的国王和女皇看来是拥有至上的权力。事实上他们的权力名不符实。他/她没有常备军,常常资金短缺,管治的时候常常要依靠社会上实际的领导者,就是那些拥有土地阶层的人士的善意。

格林(J. R. Green) 在其所著的《英国人简史》中这样宣称,“没有一个国家经历的道德改变能和从伊丽莎白统治中期到长期国会召开期间(1640-1660)英格兰所发生的变化相比。英格兰成了一本书的民族,这本书就是圣经。”3

这听起来可能是夸大了,但我们可以肯定格林的意思是,清教徒最终行使了一种远远超乎他们比例(因为他们总是为少数)的属灵影响。我们当想起,在1500年的时候英格兰的人口大约是两百万人,在1600年的时候大概是四百万人,这样有助于我们正确来看清教徒的故事。就信仰而言,尽管当时人们是被强制要上教堂,但是值得怀疑的是,那个时期可以说是有任何信仰的人是否超过人口数的四分之一。4 很有意思的是,现在英格兰的人口是大约四千八百万,有13,000个教区,10,000名神职人员,其中8,000人是受薪的。不仅在我们观察那个时期的时候,就算在看今天 - 那些承认行出基督教信仰的人可能不及人口数的十分之一的时代 - 我们更要记住这个概况。拉夫约瑟林(Ralph Josselin) 在他位于艾塞克斯(Essex)的教区有九年没有举行过圣餐,当他在1651年终于举行的时候,只有34个人有资格参加!约瑟林提到教区中的人分成三种 — 第一种是那些很少听道的人;第二种是“听的时候睡着的人”,第三种是“我们这一群人”,敬虔的小团体。5

大多数的盎格鲁人的特征就是缺乏真正的灵性。现在如此,过去也是如此。到了大约1600年的时候,清教牧师的人数增长了大约百分之十,就是说,在8000名英格兰教会神职人员中,有大约800名是清教徒。到了1660年这个比例增长到了大约百分之二十五。在1660年和1662年之间大约有2000人被迫离开了国教。6

在宗教改革之前英国的教会属于罗马天主教。在特征上它是“一种做法,习惯和态度的集合,而不是在认识上教义合一的团体。”7 英格兰的新教化进程主要是渐进的,在伊丽莎白整个统治时期缓慢发生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非常有一点一点的特点。从大约1600年开始这个成长加快了。在亨利八世与罗马分裂的时候(1534年),英格兰还正式是完全的罗马天主教国家。到了1642年,有人估计不超过百分之二的人口是天主教徒,但是百分之十的贵族仍相信天主教。

贯穿这段时期,我们要把英格兰看作是一个讲究信仰的社会。每一个人都被要求与英格兰教会保持一致,这就产生了一种叫“不从国教者”的人,这些人不是出于清教徒的原因就是出于对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忠诚。从1570年到1791年,这样做是要被课以罚金,会带来许多民事上的无法作为的。不从国教者一般会保持低调,不惹麻烦。到了1640年至1660年期间,基督教的宗派出现:有长老会,公理会,浸信会和贵格派 (所有这些只占了大约人口的百分之五)。8 1689年通过的宽容法案(The Toleration Act)标志着英格兰教会宣告是英格兰人唯一,包括一切人等教会的终结,尽管它仍是依照法律建立起来的正式国家教会。

清教徒是哪一种人?

1568年的时候,“在伦敦有许多重洗派的聚会,他们自称是‘清教徒’,或者是‘主无斑点的羔羊’。”9 人们广泛认为“清教徒”这个词的使用首先是和这些团体联系在一起的。10 在伊丽莎白在位时期(1558-1603) 清教徒日益增长,成为一种特别的牧师团体,强调基督教信仰的伟大中心地位:忠实于圣经,释经式的讲道,牧养的责任,个人的圣洁,以及运用到生活每一个方面的实际敬虔。“清教徒”这个词开始被用来指那些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极为认真的人。“敬虔的”,或者那些不是挂名的人被取笑是“清教徒”。11 那些关心福音的人(福音分子) 和努力传播福音的人就是清教徒。正如圣经警告的那样,义人因着他们圣洁的生活会受到人的责难,那个时候的义人被人取笑是不要乐趣的人,被取了“清教徒”这个绰号。

后来这个词有了新的意思,这是因着阿民念主义/加尔文主义之争而出现的。那些认同恩典教义的英格兰牧师被称为是清教徒。威廉洛德大主教,这位坚守教义的阿民念主义者,在呈上一份晋升名单时,在清教徒的名字旁加上一个字母“P”(“清教徒”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译者注),以此警告要注意他们的信念,而在他认为是正统的人士名字旁加上一个字母 “O”(“正统”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译者注),表明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清教徒”这个词极大多数时候被当作一个贬义词。1641年亨利帕克(Henry Parker)抱怨说,“天主教分子,主教,宫廷的马屁精,舞台诗人,吟唱歌手,说笑话的小丑,所有那些不知羞耻的酒徒,色鬼,诅咒的流氓,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都欢喜取笑其他人是清教徒。” 12

我们要分三个部分来讲述清教徒的故事:

1.清教徒的前辈
2.清教徒运动的发展(1558-1603)
3.清教运动的全盛期(1603-1662)

1.清教徒的前辈

a.丁道尔(William Tyndale)和圣经的至高无上

清教徒运动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对神话语的爱慕。在清教运动兴起之前,人们普遍对神的话语一无所知。1524年丁道尔(约1495年-1536年)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抗拒禁止翻译圣经,禁止英格兰人未经许可出国的法律。

丁道尔出生于格罗斯特郡(Gloucestershire),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于1515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来他和当地的神职人员发生了冲突,这些人效忠于教皇和传统,胜过服从圣经的教导。丁道尔对人广泛的愚昧感到震惊。在他的赞助人(格罗斯特郡小索贝里的约翰华莱士爵士)的家中,有一次他和对手展开辩论,他宣告说,“如果神假我以年,在短短几年之内,我要使扶犁耕田的农家子弟,比你更懂圣经!”

在欧洲大陆,丁道尔被英格兰国王派来的间谍从一处跟踪到另一处。最终他被出卖,在牢狱中受苦。1536年他在靠近布鲁塞尔的维伏迪(Vilvorde)被处以死刑,被绞死烧掉。英格兰其中一位最伟大的英雄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

丁道尔是一位极有才华的神学家。他的神学著作被收集,于1572年发表。丁道尔的著作对基督教新教的发展作出了成型的贡献,特别是在唯独靠恩典因信称义这个中心问题上更是如此,这在他给摩尔(Thomas More)爵士(1478-1535),那位写书攻击丁道尔的英格兰大法官所作的一封有力答复的信中可以看得出来。

丁道尔成功翻译并印行了新约圣经,加上摩西五经和约拿书。数以百计的印刷本被偷运回了英国。 丁道尔的朋友,前天主教修士科芬戴尔(Miles Coverdale) (1488-1568)逃到瑞士寻求庇护。他在那里使用丁道尔的劳动成果,再次翻译了全本圣经。亨利八世批准了这个译本。到了1537年,已经有了两个版本在英格兰得到出版。后来在1560年日内瓦圣经成为清教徒喜爱的圣经。从1579到1615年间至少有39版的日内瓦圣经在英格兰得到印行。一套持预定论的要理问答被包括在日内瓦圣经内,这本圣经还有注释。13 例如,启示录9:3里的蝗虫被解释是主教和大主教,修道士和红衣主教。14

b.殉道士的角色和殉教史作家约翰福克斯的关键性工作

在爱德华统治的短短年间 (1547-1553),新教徒的地位得到增强。到了玛丽女王(1553-1558)死的时候,英格兰实际上是重新与罗马接轨。在绰号“血腥玛丽”的玛丽女王统治期间,超过270名新教徒殉道士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其中包括有工匠和普通人。在这些因为信仰而被处死的人当中,有地位很高的领袖人物,如百福特(John Bradford),也有很出名的主教,包括胡泊尔(John Hooper),:喇提美尔(Hugh Latimer),利得理(Nicholas Ridley) 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蓝麦(Thomas Cranmer)。

就是这样,在玛丽女王统治下,英格兰一些最崇高的国民失去了他们的性命。人的身体活生生被燃烧这可怕的场面被刻在人们的脑海中,这一定是塑造1558年以后到1662年,以及后来清教徒的首要影响。这种把人们从罗马天主教改变成为新教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她是罗马在英格兰最大的资产。在她死后对她的回忆成了罗马在英格兰最大的累赘。15

殉道士的见证是特别的,他们带来的冲击随着约翰福克斯(John Foxe) 勤奋的写作不断加增。

福克斯 于1517年生于兰开夏郡,在16岁的时候开始在牛津学习。到了他获得文学硕士的时候,他的研究对他的归正起了关键作用。因为他的新教信仰,他极为贫困。那个时候的学者依靠富有的赞助人提供食宿,以教书作为交换。福克斯在伦敦找不到这样的工作,他几乎快要饿死。一天他坐在圣保罗大教堂的院子里,十分忧愁,一位陌生人走到他面前,把一大笔钱放在他手里。三天以后他在雷基的苏雷伯爵家中找到到了一个职位,教伯爵的孩子念书。

当玛丽女王登基的时候,福克斯前往欧洲大陆,在那里他和英格兰的难民住在一起,首先住在法兰克福,然后在巴塞尔。他已经开始为他那本记述从使徒时代到玛丽女王统治时期的殉道士的书收集资料。福克斯的作品最终扩展到1,700页。福克斯在本质上是一位文学家,在细节上非常细心。人们曾经质疑他的可信性,但无法驳倒他。一本大大扩充的《殉道录》(Book of Martyrs) 在1570出版,这本书被摆放在大教堂,乡间教堂和公众地方的大厅里。从前从来没有过一本范围如此广阔的书用英文印行的,肯定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尼尔(Daniel Neal)宣告说,“从来没有一本书像它那样给教皇制度带来如此实质上的创伤;这本书是献给女王的,享有如此大的声誉,以致它被下令摆放在教会中,在那里它激发起人们对那流了如此多无辜人的血的宗教一种不可胜过的恐惧和厌恶。”16 在许多人家中,福克斯的《殉道录》和圣经一道成了家庭藏书。

福克斯的两册见证集成了把英格兰变成一个新教国家的主要实际手段。玛丽女王时代的殉道士在痛苦死亡时所作的有力见证感动人心,让人去思想引发如此信念的原因。另外,福克斯的作品被人当成把基督教英雄的理想注入新教信仰的工具:这样的人给基督作忠心的见证,至死不渝。殉道士能胜过最后一个,也是最可怕的敌人,这对他们来说是荣耀的事情。死得其所成了清教徒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约翰本仁的《天路历程》对准备要渡过死亡之河的几个人物的描写可以看到这一点。还记得失望先生吗?他最后一句话是:“永别了,黑夜;欢迎你,光明的日子!”

福克斯记载下殉道士的临终遗言,使之永垂不朽,比如喇提美尔主教和利得理主教两人在火刑架上一道受苦时前者对后者所说的话:“利得理先生,请安心,活出英雄的气概。我们今天要在英格兰点亮一支这样蜡烛,靠着神的恩典,我相信这永远不会被扑灭。”在牛津此事发生的地方现在竖立着一座纪念碑。

约翰福克斯生发,推动了一种观念,就是英格兰是神所拣选的国家,它的人民是和所有人分别开来,是一群特别蒙召来存留,推动神话语的人。18

c.信义宗和日内瓦改革运动,特别是约翰加尔文的榜样

总体而言,改革的动力是因着欧洲大陆改教家们的作品而临到英格兰。马丁路德(1483-1546) 是早期最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后期约翰加尔文(1509-1564) 对英格兰有深刻的影响。加尔文一节经文接一节经文,一本圣经书信接一本书信的讲道风格,以及他在日内瓦进行改革的榜样给来自英格兰的难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玛丽女王恐怖统治期间,在日内瓦大约有一百位英格兰难民,这些难民得到异象要在教会治理和敬拜形式上彻底改革英格兰教会。其中几位难民在伊丽莎白登基时回到国内,在国教中被授予很高和极有特权的职位。他们很失望地发现,彻底的改革受到拦阻。

时候到了,按照日内瓦的模式改革教会,使之成为长老制的异象被卡特赖特(Thomas Cartwright) (1535-1603)继承过来,他在剑桥大学是一位广受欢迎的教师。卡特赖特于1570年对使徒行传所作的演讲带来了一场极大的冲击,它鼓励人们尝试进行教会治理的改革。他的两位学生,约翰费尔德(John Field) 和汤玛士维克斯(Thomas Wilcox)于1572年在一封题为《给议会的忠告》的信中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这是一封有力,毫不妥协的信,但是不受政府欢迎。费尔德和维克斯很快就被投进监狱。

当卡特赖特受到挑战,被人指控犯有谬误时,他列出一项声明,总结了如下改革的问题,以此作为回应:

1.大主教和副主教(主教制度)当被废除。
2.教会的职份应当以新约模式为标准,长老应当传道,执事应当照顾穷人。
3.每一家教会都应该由它自己的牧师和长老来管理。
4.没有人可以享有圣职上的优先照顾。
5.教会的带领者应由教会,而不是由国家来选定。

2.藉着灵里团契清教运动得到发展(1558-1603)

当伊丽莎白在1558年11月23日驱车驶入伦敦,她才25岁。她有超乎常人的衡量政治势力的能力,很能把握她臣民的感情和愿望。她对政府和教会政体的控制超过任何一位都铎皇朝的君主。她能讲流利的拉丁文,法文和意大利文,能读希腊文。伊丽莎白决心建立一个拥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教会的强大国家。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是伊丽莎白的首席牧师,他相信“一国容忍两种宗教就必不能安全。”

在伊丽莎白登基的时候,天主教和抗罗宗争取人心的征战尚无定局。大多数人摇摆不定。伊丽莎白的政权是温和的抗罗宗。她排除全然的罗马天主教人士,但她的朝廷里也没有任何日内瓦阵营的人。伊丽莎白保持着罗马天主教和抗罗宗臣民之间的平衡。就算在婚姻大事上她也让大家揣测不已。与外国王子结婚,这会带来极大的政治和宗教后果。不管如何,她始终没有结婚。她不像她的同父异母姊妹玛丽那样强暴。尽管如此,至少还有两位重洗派人士在1575年被送上火刑架烧死,分离运动领导人,如格林伍德(Greenwood),巴罗(Barrowe)和彭雷(Penry)在1593年被绞死。

教皇在1570年把伊丽莎白女王逐出教会,这增强了抗击教皇的势力,帮助了英格兰的新教运动。1588年西班牙大肆准备入侵英格兰。西班牙无敌舰队包括了令人怵目的130艘船只,打算运送50,000名士兵作为进攻部队。但是无敌舰队遭受了一场重创,不到一半的西班牙船只可以回航。这个事件进一步增强了英格兰的新教派别,因为当时的英格兰和现在一样非常珍惜他们的国家主权。他们憎恶来自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西班牙的威胁,这个国家以其宗教裁判所这种最凶残,属魔鬼的逼迫制度而臭名昭著。

要认识敬虔的清教徒牧者组成的团契是在什么情形之下努力工作,非常重要的是要明白1559年在英格兰实施的至尊法案(Acts of Supremacy) 和教会统一条例(Act of Uniformity)。至尊法案的结果就是宣告伊丽莎白是“英格兰教会至高的元首”,而教会统一条例要求所有的牧师使用一本新的《公祷书》,以及服从其他的中央命令。

我们用什么方式敬拜神,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那么要求牧师穿着白色法衣(一种宽松的白色外衣)的命令引起人们的憎恨,这就不令人感到惊奇了。大多数人为了和睦的缘故遵从,其它人拒绝(成了“不从国教者”)。一位曼彻斯特的教区牧师讲道时宣告,“ 白色法衣是教皇的破衣服,教会中的大异端,穿着它的人不能得救!”一位牧师在1570年找到利齐菲尔德的主教,称这是“那兽受污染,受咒诅的记号”,警告说,由于“使用这样的敌基督的破布,人们要离神而去,进入第二个教皇制度,比第一个还要糟糕!”19 用法律强制执行法例的力度因地而异,许多主教根本不想逼迫那些毕竟同是新教徒的牧师。

清教运动的开始

清教运动的开始源自在16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极富才华的牧师/传道人的属灵团契。其中一些最出名的人包括格林涵(Richard Greenham)亨利史密斯(Henry Smith),理查罗杰斯(Richard Rogers), 劳伦斯查特顿(Laurence Chaderton),亚瑟希德善(Arthur Hildersam),约翰多德(John Dod),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和波金斯(William Perkins)。因着这些领袖的努力,清教徒的人数倍增,他们出名,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传道,而且还是因为他们是人灵魂的医生。我们简单看一看这团契中的四位领袖。20

首先是格林涵 (1531-1591)。格林涵在1570年离开他任教的剑桥的学术氛围,在离开剑桥大约5英里外的一个名叫Dry Drayton的普通村庄开始牧养工作。他在那里劳力了二十年,只是偶然离开外出布道。格林涵是一位极优秀的牧者,是一位能分辨人极内在经历的医生,辅导和劝慰的专家。无论冬夏他总是在早上4点起床。他拒绝了好几个极好的晋升机会,在向穷人行善的善举上大大有加。

年轻人来Dry Drayton村住下,形成了一个“基督学校”,把自己委身给圣经,神的话语在他们自己灵魂和其他人灵魂上的作工。为什么一个村庄如此令人兴奋?答案是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广泛工作的缩影,就是福音在英格兰的农村扎根。格林涵的不从国教和主持敬拜聚会的方式受到人的批评,他的抵制是消极的,他不希望为那些他认为是“无关重要的事情”争辩。他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求容忍,使他可以继续作一个基督忠心的工人。他和有影响的人保持着友谊,这些人总能为他美言,这样就使他不落在麻烦里。

第二位是理查罗杰斯 (1550-1620)。1574年理查罗杰斯成了威德地(Wethersfield)这个村子里传讲神话语的传道人,他在那里为了使人归正努力工作,但他也努力治死在他自己心中的罪。像格林涵一样,他在自己家中开设了一家接收年轻男子的学校。

他首先把自己委身给严格的敬虔生活,详细论述了实际的敬虔生活。这本书被称为《七论》,在1630年之前再版了七次。他的密友和邻居以西结克沃威尔(Ezekiel Culverwell)表达了如此一个愿望,就是这本书的读者可以亲眼看看作者的行为,亲耳听一听他的教训。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例可证的对敬虔实质的追求。罗杰斯记有一本日记,从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是如何最亲密地与神同行的。他释经系列的其中一本有很大的声望,就是关于士师记的讲论。21

我们不要以为罗杰斯过着一种舒适的生活,有仆人侍候,所以他能投身属灵的操练。除了要照顾他自己的大家庭,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他确实以默想,学习和写作作为他的责任,但同时对作为持家人,农夫,乡村人物的一员,传道人,牧师,改教家和一所寄宿学校的校长所做的事情,其认真程度也毫不逊色。”

第三位是波金斯(1558-1602)。波金斯在剑桥努力工作,效果有目共睹。在他身上特别集中了这种团契典型代表的属灵特质和侍奉技巧。他在讲坛和写作发面都极为优秀,用许多著述让大学的印刷厂忙个不停。他的著作出现在他以后世代之人的书架上,在这方面他远超过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位牧师。他是第一个全面论述讲道这个题目的人,写了一本名为《先知讲道的艺术》的著作。22 他是清教徒的代表,讲道的方法主要是实际的应用。准备时他考虑到聚会中每一位听众的需要。尽管他如此年轻就死去,他的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到他那时候为止的所有其他清教徒作家。

波金斯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学究。比如,他的工作是取得许可去服事监狱里的囚犯。他在他们当中为基督赢取灵魂,就像他在来听他在圣安德鲁教堂讲道的大群人中赢得灵魂一样。有人说他的讲道一次同时既全是律法也全是福音:全是律法,揭露罪的羞耻;全是福音,传讲给失丧罪人的完全和无条件的赦免。他的事奉唤醒人心,激动起失丧的灵魂去看到永远被定罪的真实光景。波金斯在口才上如此有恩赐,据说他说“定罪”的样子就会令罪人颤抖。

波金斯英年早逝,人们为失去他深感沉痛。

第四位是劳伦斯查特顿 (1537-1635)。劳伦斯查特顿活到几乎一百岁,出书甚少。他来自一个富有的罗马天主教家庭,在其中他“热衷于天主教的迷信”。当他接受了福音和清教,就失去了财产继承权。当时一位很出名的捐助人就是沃特米梅爵士,他创立了剑桥大学以马内利学院。 沃特爵士挑选了查特顿作该学院的院长,他在这个位置上任职四十年。他作了剑桥圣克莱门特教会(St. Clement’s Church)五十年的讲师。当他最后放弃在圣克莱门特教会的讲师身份时,四十位牧师恳求他留下,宣告说他们是因着他的事奉相信归正的。有人记载,他讲道两个小时,当他宣布他不再占用他听众的耐心,会众大声喊着说,“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继续!继续!”

清教运动的成长是因为有像这样的牧师,他们的生命和敬虔的榜样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然而,正如我们在波金斯和劳伦斯查特顿的例子里所看到的那样,剑桥大学的角色在推动清教运动上发挥了极大作用。清教徒赞助的学院,例如以马内利学院和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稳定供应了许多有才华的清教徒牧师和传道人。

在追溯清教运动的兴起时,我们也一定要看到“讲师”所发挥的作用。 在集市小镇上官员使用他们自己的传道人,组织一周平日的布道。讲师制度的建立是为了绕开命令人服从《公祷书》的体系和教会礼仪。威德地的理查罗杰斯和伦敦圣克莱门特丹尼斯教堂(St. Clement Danes)的亨利史密斯正式的职位都是讲师。在1560 到1662年间在伦敦至少有700名神职人员在某个时期都曾拥有讲师的身份。在这些人当中至少百分之六十是清教徒。23 望族和贵胄的支持对清教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富有的赞助人支持和保护了清教徒传道人。

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先知讲道”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是传讲释经布道和讨论的聚会,非常受人欢迎。伊丽莎白觉得受了威胁,试图压制先知讲道。大主教加特林达尔(Edmund Grindal)拒绝执行她的旨意,为先知讲道作辩护。因为他的忠心,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年,他被革职,大部分时间被软禁在他的家中。1577年五月女王亲自发信给主教,命令他们压制先知讲道的聚会。

第3部分 清教运动的全盛时期(1603-1662)

这段时期是从1603年到1662年,期间形势动荡不堪,王室和国会的冲突进入高潮,就是内战的爆发。信仰多元化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清教徒的故事在这个时期达到顶峰,特别是表现在韦斯敏斯德议会上,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现在用五个阶段勾画出来的历史:

詹姆士一世
查理一世和劳德大主教
内战和克伦威尔的兴起
清教徒的上升阶段
王权复辟和清教运动的衰落

a.詹姆士一世

伊丽莎白一世在1603年去世,她曾定意要使英格兰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这方面她得以看见相当程度上的成功。尽管她自己脾气暴躁,忧郁和不讲道理,但是她在位期间是一个在政治上稳定的时期,和后来十七世纪中叶发生的事情相比这一点更加突出。像前面讲到的那样,在十七世纪开始时,清教徒占了英格兰教会神职人员总数的大约百分之十。

清教徒对来自长老会风行的苏格兰的詹姆士(在苏格兰为詹姆士六世,在英格兰则为詹姆士一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展开教会改革。他们大失所望。一份人称为《千人请愿书》,据信是由1000名清教徒上书,在詹姆士一世从苏格兰前往伦敦的路上被呈交给他。这封请愿书敦促改革,导致了名为罕普顿御前会议(Hampton Court Conference)的召开。这次会议是在伦敦的罕普顿宫召开,时间是1604年1月三个分开的日子。詹姆士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

詹姆士对教会体制的复杂性有极深入的认识。他相信“神赐君王的王权”,就是说,不顺服君王就是不顺服神。詹姆士想法设法要维护至上的权力,对吵吵闹闹的苏格兰长老会人士已经厌倦透顶。清教徒试图使英格兰教会“长老制度化”,这是极为清楚的。罕普顿御前会议进行的时候,詹姆士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他说了一些起教义作用的话,比如“没有主教就没有君王!”,以及“长老制和王权之间的认同就像上帝和魔鬼之间的认同一样!” 对于清教徒的神学家他这样说,“你们最好快快服从,否则你们就要被赶出国去!”会议以国王大发脾气为终结!国王认可了圣经的新译本,就是那人称“钦定本”(或作詹姆士王译本)的译本,该译本在1611年完成,除此之外,让步很少,也微不足道。

在1604年和1609年间有大约八十位神职人员因为不从国教而被剥夺了他们赖为生计的工作,大多数这些事情发生在1607年之前。主教们被劝说,而非强制去顺从英格兰教会的做法。在国会,敬虔的人们争取让被剥夺了职务的牧师复职。24

詹姆士王向于1618-19年间在荷兰召开的多特总会派去了代表。多特总会是基督教教会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会议确立了在神主权问题上正统的加尔文主义立场,反对阿民念主义的信条。詹姆士支持加尔文主义者反对阿民念主义者的立场。后来他在这个立场上变得含糊不清。在1624 年理查德蒙特古(Richard Montagu)发表了一篇题为《老鹅的新口罩》的反加尔文主义文章,这是国教(英格兰教会)日益倾向阿民念主义的其中一个表现。25

b.查理一世和劳德大主教

詹姆士一世在1625年去世。英俊,满有尊严,贞节的查理一世登基作王。然而,和伊丽莎白以及他的父亲詹姆士不同,他缺乏政治技巧,这在制衡的艺术上尤为突出,而这对于政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查理与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当时在位的法国皇帝路易十三的妹妹结婚。玛丽亚是一位坚定的罗马天主教徒,她干预国事,这让国会成员和国民不断对她生出怀疑 。这种疑心和对新教运动在欧洲大陆正在衰退,让许多新教徒落在危险之中的担忧夹杂在一起。

威廉劳德(William Laud)成了查理一世信赖的顾问,从查理在1625年登基那一刻起,劳德就不断在行使权力,但这在1633年他成为大主教时正式被确定下来。詹姆士曾经警告查理,说劳德不了解苏格兰人:“他不明白那些人的胃口。” 这条警告查理是没有听从。劳德在每一方面对清教徒的教导都怀着敌意。作为大主教,他所做的其中第一件事情就是鼓励人们在主日游戏消遣,这大大惹怒了清教徒。他是一位坚定的阿民念主义者,强调自由意志,拒绝神的主权。劳德很迷信,他接受罗马天主教敬拜的外在形式,但是拒绝教皇的权威。他所称之为“圣洁的美丽”的主张包括了礼仪和仪式。直到今天许多英格兰教会在会堂的东面还摆着祭坛,尽管教会法典总是在提“圣桌”,祭坛的观念却是挥之不去。祭坛的信息就是献祭的信息。劳德相信祭坛是“神在地上居所最伟大的地方—是的,比讲坛还要伟大。”26

著名的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勋爵(Lord Thomas Macaulay) (他并不认识清教徒的灵性)很肯定是对威廉劳德有深入的了解,他这样论述到他,“在英格兰教会所有的主教当中,劳德是偏离宗教改革原则最远,最靠近罗马的一位... ... 他本人急躁,易怒,很快就想起自己的尊严,很慢去同情他人的受苦,容易犯错,在迷信的人当中,和大家一样错把自己怪异不良的情绪当作是虔诚热心的感情。在他的指导下,境内每一个角落都落在不断仔细的检查之下。分离主义者的每一处小小的聚会都被寻查出来加以拆散... .”27 麦考莱夸张的说法准确描述了那些逼迫之人的热心,但是我们可以带着感激的心说,并不是所有的分离主义者聚会都被拆散。

作为大主教,劳德行使把那些不顺从的人逮捕入狱的权力。他使用一种被称为“星星屋“的法庭来进行拷问和逼迫。劳德残暴的一个例子可以在亚历山大·雷顿博士(Dr. Alexander Leighton),有名的罗伯特·雷顿(Robert Leighton)主教的父亲的案子里表现出来。雷顿被剥夺了任何辩护或上诉的权利,被送进了新门监狱。当他被带到那独断专行的法庭面前,他被定罪,耳朵被割掉,鼻子在两边被开口,脸上用被烙上了两个SS记号(代表散布反叛的人的意思),受两次鞭打,被上了颈手枷,然后被判终生监禁!当这令人愤怒的判决被宣告出来,劳德还感谢神!28 其他受到类似野蛮对待的有名人物还包括威廉·普林 (William Prynne),约翰·巴茨威克(John Bastwick),亨利·伯顿(Henry Burton)和约翰·李尔本(John Lilburne)。

清教徒受到残酷的逼迫。在1629 和1640年间,20,000 名男女和孩童离开英国前往新英格兰,其中包括79位牧师,其中二十八位在国内情况好转后回国。29 许多人是经过荷兰出去的。在新英格兰定居的最有名的领袖有胡克(Thomas Hooker),约翰·柯顿(John Cotton)和汤玛士·夏柏(Thomas Shepard)。安慕斯(William Ames) (1576-1633)所起的角色引人注意。他是一位清教徒,主要的事奉是在荷兰,但是他的作品在新英格兰非常受人欢迎。《神学精华》(The Marrow of Theology)是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查理在1629到1640年间统治国家而没有召集国会。对国家的治理是通过郡法院进行的。政治力量主要掌握在大约60名贵族手中,这些人是拥有绝大部分土地的富有贵族,在他们之下的是绅士阶层。当1642年初内战爆发的时候,贵族和绅士中支持和反对国王的比例大概是一半对一半。

c.内战和克伦威尔的兴起

当劳德试图把英格兰教会的公祷书和礼仪强加在苏格兰长老会身上时,这就像给干燥的火药划着了一根火柴!整件事情的引火线就是发生在爱丁堡圣吉尔教堂(St. Giles Church)的一起很出名的事件。珍妮·杰德丝(Jenny Geddes)因着一位身穿白色法袍的主教沿着过道走上前宣告要宣读公祷书,抓起她的板凳向他掷了过去!用今天的话来讲,她是高声喊着,“你这个可怜的篡权家伙!你要在我耳边宣读弥撒吗?” 珍妮的榜样大大鼓舞了其他人去抵抗强加在他们身上,为他们所痛恨的罗马天主教礼仪。

1638年查理调动一支军队去镇压苏格兰,但是英格兰的大军遭到溃败,1639年达成了停火协议。

国会和国王之间的紧张加剧。在伦敦爆发的反对王权和天主教的示威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国王试图对国会行使他的权力。在1642年1月4日,他带着一群佩带武器的人进入下议院,为的是逮捕议会领袖约翰·皮姆(John Pym) 和四位其他领导人。这适得其反,这五个人得到了预先警告,很及时乘坐一条驳船沿着泰晤士河逃脱了,躲到了城里。国王的这个举动引发了对他更多的反抗。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为了自己的安全查理被迫离开了伦敦。到了1642年五月,他在约克设立了自己的总部。

其后内战的第一场战役发生在1642年10月埃杰山(Edgehill) 这个地方。结果是一场平局。一开始看,保王党(骑士派)和国会军(圆头党人)之间取得了一种势力上的平衡。为了打破军事上的僵局,国会和苏格兰人签署了《神圣盟约和圣约》。

1644年一月一支苏格兰大军跨过边界。1644年七月爆发了马斯顿荒原战役,由费尔法克斯爵士(Sir Thomas Fairfax)率领的苏格兰约克郡的军队和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以及曼彻斯特伯爵率领的东镇集团组成的联军取得了胜利。正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在这场战斗中所起的角色和成功给他带来了军事上的名望,使他的士兵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这场胜利没有得到跟进。一些国会领袖,特别是艾萨克斯伯爵,他们软弱无力,优柔寡断。国会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更坚决,更有决断的领导层。没有更好的元帅和军队的重组,要取胜是不可能的。克伦威尔责怪其中一位领袖,就是曼彻斯特伯爵,说他不进攻敌军,反而是撤退。曼彻斯特伯爵作出回应,这回应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它表明了如果圆头党人在这场战争中输给了骑士派,这将会有什么后果:“如果我们打败国王99次,他和他的后代还是国王,我们还是他的臣仆;但是如果国王打败我们一次,我们就要被绞死,我们的后代就完了。”

1645年这支军队被改组成为新模范军,总司令是费尔法克斯爵士,他只有三十岁。他的骑兵元帅是克伦威尔。从这时候起,在内战的各场战役中,证明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克伦威尔的军事纪律和策略。麦考莱勋爵描写奥利弗·克伦威尔是一个敬畏神,为大众的自由大发热心的人。他写道:“他用这样的人扩充他自己的部队,尽管他让他们服在比这之前英格兰所有军纪更为严格的纪律之下,但他用敬畏神的强大能力的刺激来照料他们理智和道德本性上的需要..... 费尔法克斯是一位勇敢的战士,但是认识力一般,性格不够决断,是军队名义上的总司令,但是克伦威尔是他们真正的领袖...... 克伦威尔很快就按照他组织自己部队的同样原则来组织全军...... 克伦威尔的军队和其他军队主要不同的地方在于贯穿其上下的严肃风纪和对神的敬畏。最忠心的保王党也承认,在这特别的营中人们听不到诅咒,看不到酗酒和赌博,在军队当政的漫长时期,和平市民的财产和妇女的荣誉被视为神圣。”30

克伦威尔在自己身边布满了祷告的人。他亲自带领他的士兵冲锋陷阵。他有一种惊人的能力,能衡量他手下的士气,知道什么时候是出击取胜的正确时机。克伦威尔打了许多场仗,没有输过一场。当我们记起,他没有在军校中受过训练,而是在打仗的事情上无师自通,那么他就肯定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元帅之一。罗马天主教作家安通尼娅菲瑟在她的传记中31说克伦威尔是一位战略家:“无论用何标准,要成就所需做的事情,完美地加以成就,这都是罕有的特征:这也是给了克伦威尔他本人置身名人殿堂的权利。”

d.清教徒的上升阶段

劳德大主教在1641年被国会下到狱中,在1645年一月因叛国罪,在伦敦塔被斩首处决。由主教组成的教会体制在1646年被废除。国会在战争中不断得胜,这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题。国会中的长老会人士和独立派人士发生了分歧。国会中的长老会多数派不喜欢,害怕独立派人士在其中居主导地位的军队。因为军饷得不到支付,军中发生了骚乱。 1647年查理和苏格兰人达成一项秘密协议,这导致了内战重新爆发。查理的两面派作法导致军队把他送上了审判台,在1649年一月他被被处决,罪名是他背叛了英联邦。

查理二世在苏格兰得到承认。支持他的军队在1650年的唐巴尔之战中被克伦威尔击败。正正一年之后,支持查理二世的军队在沃切斯特被克伦威尔打败。国会的胜利最终结束了内战。查理二世逃到了法国。克伦威尔成为护国公,通过国会掌权。他是一个坚信信仰自由的人,在这方面他是超前于他的时代。

1643年6月12日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召集有学识和敬虔的神学家(神职人员)来解决英格兰教会的治理和礼仪问题。韦斯敏斯德议会于7月1日召开,到1649年1月一共召集了1163次会议。这次会议有151位推荐代表,其中121位是神学家,30位是平信徒。会议完成制定了《韦斯敏斯德信仰宣言》,《大小要理问答》以及 《公开敬拜指引》。这些文件,特别是《韦斯敏斯德信仰宣言》对后来全世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用合乎圣经洞察力的简明句子,《韦斯敏斯德信仰宣言》阐明了圣经的主要教义,使所有的人都能清楚明白。公理会信徒在1658年,浸信会信徒在1677年接受了这个信仰宣言,作出一些修改,这些修改占了整体的大约百分之十。

清教徒牧师在17世纪中叶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其深度和品质,在英格兰基督的教会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时期一些比较出名清教徒有罗伯特·伯顿(Robert Bolton),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耶利米·巴罗士(Jeremiah Burroughs)和威廉·高格(William Gouge)。那些生活在1640-1660年,以及其后年间,其作品在我们这个时代被全部,或大部分再版的更为有名的清教徒包括有古德文(Thomas Goodwin),汤玛士·曼顿(Thomas Manton),司提反·查纳克(Stephen Charnock),约翰欧文(John Owen)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约翰班杨(John Bunyan),约翰府来(John Flavel),威廉布里奇(William Bridge), 戴维克拉逊(David Clarkson),乔治· 思文诺(George Swinnock),理查德·薛伯斯(Richard Sibbes)以及约翰·霍维(John Howe)。韦斯敏斯德议会的其中一位带领人威廉·高格是最为人所知的。他的事奉可能是伦敦历史上时间最长,最有能力的事奉。柯乐麦(Edmund Calamy)被一些人认为是长老会的领头人物,他也非常突出。他经常向国会讲道。汉山·诺里斯(Hanserd Knollys)和亨利·杰西(Henry Jessey)是浸信会的,他们的传记近年来鼓舞着浸信会人士。32 除了约翰班杨的不朽名著《天路历程》和《圣战》以外,还有许多清教徒的名著不断被再版发行。汤姆.华森的《系统神学》就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巴克斯特所作的《改革的牧师》。33

e.王权复辟和清教运动的衰落

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人们很快就看出理查德·克伦威尔并不能继承他父亲的领导地位。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动乱,人们探索恢复君主制的可能性。查理二世在荷兰的贝勒大地方承诺他会尊重人的良心。当他掌权之后,这种心愿很快就被现在占了上风的英格兰教会人士要求复仇的强烈呼声胜过。从1643 到1654年年间,8600名教区牧师中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受到过某种的骚扰,被逐出教会,这既有不称职的合理原因,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支持保皇派或天主教。34

到了1661年1月,一位名叫汤玛士·韦勒(Thomas Venner)的第五王国运动领导人大出风头。他曾经因为计划暴动反对克伦威尔而遭逮捕,但被免于处死。大约五十名韦勒的追随者在他的领导下使部分伦敦城陷入恐慌,二十二人被杀,造反势力和被这种狂热分子挑动的秩序混乱给了当权的英格兰教会人士把柄,他们是不加分辨的。无政府状态给了当局借口去压制所有的不从国教者。浸信会信徒试图使自己和韦勒脱离干系,但不成功。1661年1月10日,国王颁布一条命令,禁止所有“重洗派,贵格派和第五王国人”的集会。短短时间内超过4,000名贵格派人士被投入监狱。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夜里把浸信会信徒从床上揪起来,把他们扔进监狱。就是在这个时期,班杨在监牢里度过了十二年,他活了下来,但很多人没有。

接着一条名为克拉伦登法典(Clarendon Code) ,反对任何不从国教的法案被通过,该法案是以克拉伦登伯爵命名。

1662年通过了一条法案,要求人们严格遵从英格兰教会。如果神职人员不是在公会里受按立(比如,不是按照英格兰教会的程序),他们就要重新受按立,人们被要求认同《公祷书》的每一部分,每一位牧师都被要求起誓在文书上顺服,宣告放弃《神圣盟约和圣约》。

这些要求给那些良心上不能顺从这些条件的清教徒带来沉重打击。估计各有不同,但是一般认为大约有2,000 人被剥夺了生计,35 其中包括一些担任教导职务的人。我们只能猜测有多少清教徒面对要服从的压力选择留在国教内,36 这些人当中包括《基督徒披戴全副军装》的作者,很出名的威廉古纳(William Gurnall)。

1662年标志着英国清教徒的衰落。紧跟着的时期被称之为“不奉国教”期,最后离开这个世界很出名的清教徒有约翰·霍维,他于1705去世,还有汤玛士·杜力特(Thomas Doolittle),他死于1707年。37

1662是清教徒故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传道的影响力开始衰退,但是他们写作的事奉仍在继续。一些最有价值的清教徒作品是在1662年以后的时期写成的。一个例子就是约翰欧文,他曾经是克伦威尔军中的随军牧师。例如,他里程碑式的希伯来书解经集,他写的关于内住的罪的书,以及他对诗篇第130篇的注释都是在1662年后写成的。约翰欧文无愧“清教徒王子”的美誉,他25卷的全集可能是英文世界对可靠神学最佳的注释,他被看作是清教运动的那一位神学家。38

清教运动为什么在1662年后大幅衰落?对不从国教者的迫害是严厉无休止的,不从国教者被挡在大学门外,这对事奉的水准有负面的影响。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不断成长的清教徒牧师之间的灵里团契,由此表现出来,并被推动的令人信服的灵里合一,在其后清教徒的上升阶段盛极一时,在1662年后衰落了。1672年英王颁布了《信仰自由宣言》(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在一小段时间内舒缓了对不从国教者和罗马天主教徒的压力。

清教运动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失去了合一。钟马田医生把主要责任归咎于长老会人士。长老会领袖不是坚守像在约翰福音第17章这样的经文里讲得如此清楚的合一原则,而是为了得到政治上的便利,他们失去了对属灵约束的看见。39

导致清教运动在17世纪后半叶衰落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著名的领袖(他们的书我们今天仍极为享受)去世后,只有非常少的人有和他们类似的素质,可以接替他们的位置。

第4部分 结论

写清教徒故事的原因

巴刻在一篇发表于1980年《福音季刊》上的文章里,把清教运动描述为一场复兴运动。40 他认真地定义了他对复兴的理解。我要说,按照18世纪大觉醒的标准来看,我在上面简单介绍的清教徒故事并不是一场“怀特腓”式的大张旗鼓的复兴。有一些传道人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比如巴克斯特,约翰班杨和约翰罗杰斯,还有一些并不是如此为人所知的牧师,比如肯丁顿 (离剑桥不远)的撒母耳· 费尔克罗夫(Samuel Fairclough)和他的儿子,在迈尔斯村(在Somerset的一个村子)的里查德· 费尔克罗夫— 这些人的事奉有强力的唤醒能力,他们收取了丰富的收成,但是很难说所有的清教徒都是如此。

我写清教徒故事的原因是因为清教徒是一群相信当尽一切最大努力解释和应用神全备话语的传道人/牧师。他们努力工作,寻求和圣灵,神的话语最紧密的配合。41 时多时少,圣灵确实向神的话语吹气,向死的灵魂吹气赐他们新生。清教徒并不追求一个神迹奇事的新时代,他们的教会观就是在教会随着在它其中的神话语事工的兴衰而兴衰。42 他们实际认同要敲碎拦阻有效耕种的荒地坚硬的表土(见何10:12)。在这个普遍特征方面,清教徒是后面历代牧者的榜样,不管这些牧者是在家乡努力工作,还是在本地人第一次领受神话语的偏远地方劳力。

清教徒的遗产

主要领袖

当我们回顾清教徒的故事,我们可以看看三位生活在清教运动巅峰时期的领袖,指出他们对今天有何意义。清教运动就是约翰欧文在神学归纳上的深邃和可靠,理查德·巴克斯特传福音和牧养的热情,以及约翰班杨深深打动人,强有力的传道。请留意这三人彼此是多么不一样,这提醒我们,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主流的清教徒对彼此的不同是包容的(而今天的基要派人士并非如此)。

英格兰教会再也没有从1662年的大驱逐运动恢复过来。时不时在它里面出现了一些特别优秀的领袖,比如莱尔主教(J. C. Ryle) (1816-1900)。莱尔跟随的是清教徒们强调的重点,写作风格和他们是一样的。他很出名的一本书名叫《圣洁》,是典型的对清教徒渐进式成圣观的论述。但是对清教运动的热情现在在英格兰教会内部几乎是找不到了。

清教徒神学和灵修的遗产不时催生出特别的传道人和教会领袖,比如司布真(属浸信会,1834-1892),人称他为清教徒的继承人。他被称为“传道王子”,经常向他在伦敦的6000名会众讲道。 苏格兰爱丁堡的波拿尔(Horatius Bonar) (属长老会,1808-1889)是和司布真同时代的人,他的作品是清晰传扬两样看起来不相容的真理,即人的罪/败坏和神满有怜悯的恩赐的美好代表。

另外一位当代清教运动的代表人物就是钟马田医生(Dr. Martyn Lloyd-Jones)(1899-1981),他推荐清教徒的著作,在他的神学和释经式风格的传道上跟从他们的榜样。他在牧师中间的领导地位和清教运动的发起人格林涵, 多德和查特顿很相象。和主要的清教徒一样,钟马田医生在讲坛上的侍奉构成了他写作的基础,而他的作品影响了全世界。

持久的圣经真理

在我们步入一个新世纪之际,清教徒敬虔和真理纯正的见证比以往更有现实意义。英格兰的清教徒给英格兰带来了基督徒家庭和主日,他们是持守平衡的加尔文主义者,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这稳固真理的榜样。通过他们的著作保留下来的是圣经关于罪的教训,而在这个后现代主义时期,我们是落在完全看不到这教训的危险当中。除此在外还有他们对道德律的看法,他们看它是仍具约束力,尽管不能使人得救,但是作为行动的原则,指引得重生的人出于爱的动机在信道上顺服,以此荣耀神。清教徒呼吁我们过一种极富生命力的祷告和敬拜的生活,他们提醒我们竭尽全力保守自己的心的重要性,提醒我们属灵争战的实实在在,需要警醒。

清教徒对将来教会增长的盼望是以神为中心,建立在不能失败的应许之上的。清教徒对末世的教训鼓舞着人去祷告,尽努力,教导我们坚忍,增强我们的耐心。其中一位第一批把这种盼望付诸实践的人 就是清教徒约翰· 艾里奥特(John Eliot),他在1631年27岁的时候出海驶向麻萨诸塞州,他成了离波士顿一英里以外一家新教会的牧师。他对印第安部落的负担促使他掌握了阿尔公金族语,他在四十岁开始,最终把整本圣经翻译成了阿尔公金族语。人归信,教会被建立起来,印第安人的牧师被培养起来,到了他在84岁去世的时候,已经有了许多印第安人的教会。

清教运动是极为符合圣经,在真理,经历和实际应用的分寸上保持平衡。出于这个原因它对敬虔的人极富有吸引力。它将来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有谁能说得清楚呢?如果主流清教徒的圣经乐观主义是正确的话,我们就可以肯定,认识基督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象水充满洋海一般 (哈2:14),正如先知宣告的那样:

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玛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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