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中国宗教政策转变阻力在内不在外

由 news 在 2006, 六月 26 - 00:08 提交 :: 社会动态

黄靖:中国宗教政策转变阻力在内不在外

2006, 六月 26 - 00:00

转载:中国宗教政策转变阻力在内不在外
──布鲁金斯高级研究员黄靖答问 


多维记者高伐林报导/美国着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黄靖博士说:中共转变宗教政策,面临两个非常复杂的挑战:一个,如何排除这些宗教团体类似过去太平天国、小刀会那样的政治潜力;一个是与自己过去的做法“摘乾净”,消解自己内部旧势力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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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卷入与中国宗教沾边的课题纯属‘抓丁’,”美国着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高级研究员黄靖博士这么调侃自己,“──我的本行是研究美中外交关系、国际战略啊。”但他还是对多维记者畅谈了他对目前中国宗教政策的变化迹象的分析。

多维记者是在五月上旬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对黄靖进行专访的。最近围绕中国宗教自由问题,中国当局的大手笔不断,出现的风波不断,各方解读的说法不断。简单回顾一下,不妨说,四月份出现了中国宗教的“早春天气”:

4月中旬在浙江普陀山举行了1949年以来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围绕“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主题进行探讨,会议规模空前,开幕式有来自37多个国家、地区的近二千名高僧、学者和官员出席;

几乎是同时,传出北京与西藏流亡政府的谈判有所进展、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最早可能于五月中旬回国的消息;当然,消息同时也提到中国宗教事务管理局长叶小文说,“达赖喇嘛必须彻底放弃对西藏独立的任何支持”;

随后中国官方媒体首次报导“与梵蒂冈就建交问题保持接触”,坊间风传罗马天主教廷将与北京建交,美国《华盛顿邮报》甚至言之凿凿地说“中国与梵蒂冈接近建交阶段”。但中国媒体也报道叶小文说,罗马天主教廷必须首先满足两个条件才能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与台湾断交,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这后者指的是双方围绕主教任命权的争执。

人们尚未来得及感到鼓舞欣慰,一进五月,马上遭遇“倒春寒”,被兜头浇下几瓢冷水:4月下旬,中国官方爱国教会自行任命新主教,引起梵蒂冈强烈反应,5月4日宣布将4名主教驱除出教会,中梵之间的关系一下紧张起来;5月10日,拉萨市长指责达赖喇嘛策划煽动捣毁拉萨市甘丹寺供奉的多杰雄天神像,“图谋‘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顽固立场丝毫没有改变”。

北京发出的这些关于宗教政策的信号就让人摸不着头脑,而布什总统5月11日在白宫会见了中国持不同政见的三名基督教徒余杰、李柏光和王怡,更使情况增添扑朔迷离的因素。

多维记者向黄靖博士所提的问题范围广泛,多维将分篇刊出。鉴于上述情况,这里首先刊出他分析中国宗教政策的答问。


●中国的宗教问题是个政治问题

多维:黄靖博士,你好!

黄靖:你好!

多维:最近关于中国宗教问题的信息和说法互相矛盾,让人困惑。我们都理解,中国的宗教问题有一些特殊的背景,中国当局在制订和调整宗教政策时,与其它国家相比也就很不一样,必须考虑一些为其它国家所没有的因素,例如:除了攸关国内社会、政治的稳定,更与“主权”和“国家统一”这些被中国当局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密切相关;再例如:当前宗教问题是在中国面临精神资源匮乏、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混乱的局面下展开,导致当局既要求援于宗教又要设法控制宗教,等等。

在你看来,对中国的宗教政策的总体思路、实质和变化趋势,应该如何解读?


黄靖:中国的宗教问题其实并不是我研究的本行,我最近之所以被卷到与中国宗教沾边的课题纯属“抓丁”──我的本行是研究美中外交关系、国际战略啊。

多维:实际上中国最近出现的与宗教有关的问题,美国人并不将之完全看作宗教问题…


黄靖:没错,将之看成政治问题。

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确实面临一个你所说的精神资源紧缺,社会价值混乱的棘手局面。以前的一套肯定不行了,但是要想回归到传统孔孟之道,邓、江都不是没有花力气,但效果并不是很明显。胡锦涛上台之后提出“和谐社会”的设想,但很难想象,一个和谐社会不能容忍和平宗教的发展。胡锦涛面临两个大的难题:一个,是如何让人民对现实有一种满足感?社会不稳定,按照他们的看法,是有一种“浮躁的心态”,不能随遇而安;另一个,中国最近宗教发展很快--不仅是指基督教,而且佛教,甚至气功、**功什么的——这说明社会上有这样的需求。为了应因这种形势,中国当局就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长叶小文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出头露面越来越频繁。当局的考虑就是:与其让宗教自发地泛滥,不如利用它的正面意义,使之成为一个和平安定的因素。

多维:那么,你认为中国当前宗教政策,主要的意图是什么?

黄靖:他们的目标,首先是使中国的宗教团体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某种程度的认可,融入世界大潮。这就可以得到两个好处,第一个,使中国官方能够利用宗教的合法性,来使自己建立和谐社会、宽容、包容的形象得到认可,给政府提供合法性;再一个,使社会除了中共之外,增加一些另外的组织,来协助政府促进安定团结——我这些都是“官话”了,我介绍的是中国官方的基本思路,他们是这样打算的,是否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

多维:官方这个意图是否能够实现? 

黄靖:中国的宗教政策面临两方面的挑战。

第一个,是否能真正控制中国宗教团体的性质?大家都知道,搞政治运动有三个要素:大家都接受的领导,大家都接受的理念,行之有效的组织。有了这三条,政治运动就能搞起来。当局对**功为什么那么警惕呢?就是因为北京看到这三个因素**功的团体都有了,他能搞起活动,就不是个人行动了。这次中国天主教几个主教的任命为什么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也有这样的因素。当局要严密戒备,防止在这一类团体中出现一个领导核心,防止其发展成为有政治效果的组织--他们非常担心的是这类团体具有政治上的号召力。

当局采取什么措施呢?在政治上,用他们的话讲,叫“抢旗”:一开始就将领导权抓过来,使宗教成为“党领导下的宗教”。那些“爱国教会”啊,在杭州开佛教论坛啊,都是由政府一开始就参与其间的。

在思想理论上,叫“融汇”:也就是说,将不同宗教的理念,与政府提倡的诸如“和谐社会”“安定团结”等等口号,基本上融会贯通。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刘延东这次在杭州讲话的根本精神,也就是将宗教的教义和党的方针政策衔接起来。

在组织上,设法让他们去掉政治性,严格把住自己的性质只是一个松散的社会组织。

能不能做到姑且不论,但当局的设想是这样的。


●当局面临的对手是老体制的代表

多维: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是什么呢?

黄靖:第二方面的挑战,是对中共体制自己的挑战。

中国管理、控制宗教团体,从上到下是有一套系统,有一套组织办法的。这一套系统、组织和老的政策已经合在一起了。现在要采取新的做法,这些老的系统、组织的利益怎么办?这就像以前平反冤假错案一样:不是不知道那些是冤假错案,但是你平反,当时制造冤假错案的那些人怎么办?像西藏问题啊、天主教问题啊,一直都有统战部、宗教局、民族事务委员会……甚至公安部等等机构在参与主管,一旦政策要调整变更,首先就碰到他们的阻力--因为他们从1949年,特别是“文革”以来,执行中共老的宗教政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利益。现在实行新的更和缓、更柔软的宗教政策,这些部门、这些人过去是不是错了呢?如果说他们错了,那么他们今后的政治前途何在?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反复跳出来“搅局”了——他要捍卫他自己的利益么。刘柏年要的,不外乎两点:一是表明“我还是有说话算话的权力”,有这个权力他的政治前途就有了保证;二是“我以前就这么做,没有错,不能说现在有了新政策了,要跟梵蒂冈建交了,就批判我以前错了,我就没有任命主教权了”——权力基础、正确性,他要的就是这两条么。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央的想法是好的,做法也有积极意义,但面临这两个非常复杂的巨大挑战:一个,如何排除这些宗教团体类似过去太平天国、小刀会那样的政治潜力;一个是与自己过去的做法摘乾净,消解自己内部老的系统反弹的阻力,这个弯怎么平平顺顺地转过来?

还有第三个挑战──我个人看法──还没有突显出来:一旦宗教团体发展壮大了,是否能够按照当权者所想的这条轨道走?不过,当局现在还来不及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