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与超越的反合性平衡

由 刘同苏 在 2006, 六月 6 - 21:27 提交 :: 教会与时代
刘同苏
 
            1995年夏季,[使者]杂志刊登了远志明与刘同苏关于上帝与民主的讨论文章。90年代初期,由于89年那场政治事件的冲击,在北美的大陆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大规模信主的潮流。至90年代中期,北美教会中大陆背景信徒的关注点逐渐集中于信仰本身,而引发那次信主热潮的政治媒介却在背景中淡化。 两位弟兄的讨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事隔十余年,教会里面又一次出现关于政教关系的讨论。这一方面表明:政治与信仰的关系是教会生活中的永恒主题。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榜样已经规定了教会在尘世里面超越尘世的基本生活方式。“在世界里面同时又不在世界里面”的反合性辩证关系,为教会的发展及其对世界的推动,提供了永恒的动力渊源。 另一方面,此次讨论并不是上次讨论的简单重复。永恒不是永远的原样重复,而是在纷繁生活内容中的本质重现,是在多变生活冲击下的主题再呈。 在前一次讨论的背景,可以看到北美大陆知识分子基督徒走向成熟的自我独立意识;尽管有“六四”这样共同的起点,具有社会关怀的大陆基督徒已经从一般的民主救国运动中分离出来。即使身处民主救国运动中,“民主”与“救国”都不再是他们的终极目的;上帝,唯有上帝,才是基督徒的终极指向,从而,走向上帝的信仰才构成基督徒的生命本质。此次讨论则表现了中国基督徒进入更为成熟的生命阶段。 真正成熟的生命不用通过与他人的隔离来认证自我,而正是在他人中间显现自我。在与人不同的生活里面独立,尚不算真正的独立,在与人相同的生活里面独立,那才是真正的独立。耶稣就是在与人凡事相同的处境中显示自己超越的独一。此次政教关系问题的重提,正是信仰重返主流社会生活并在其中为主见证之潮流中的一部分。

            虽然那次讨论的具体焦点是民主问题,但双方的论点清楚地反映了教会关于政治的不同态度。远文通过阐述民主的起源而强调信仰对政治的内在性;刘文则经由指出民主的局限而侧重信仰对政治的超越性。就思维方式而言,该讨论无非沿袭了教会关于政教关系的基本对垒。在教会里,凡长期争论而未决的神学问题涉及的都是悖论性的命题。争论而未决的原因不是说不清该问题,而是争论的双方本身就是依存的,双方的对立只能在双方的统一里面展开。双方的对立只是因为各执了同一真理的一面。从而,任何一方的真理性并不意味着对方就是谬误,而仅仅显明对方仅执了片面的真理,但这反过来恰恰也证明了自身只具有了片面的真理。对立双方所否定的只是对方的片面性,而非对方的真理性。在处理悖论性命题的时候,唯一的谬误就是企图以一面之词独占真理。所以,当任何一方力图以对方的谬误(以片面独占真理)而完全否定对方的时候,该方正处在与对方相同的谬误之中。任何一方的存在仅仅显示对方的片面,从而使自身成为对方的补足,由此对方也成为自身的补足。任何一方的真理性都要以对方的补足为前提;一旦在自身中丧失了对方,该方立即因执着于片面而成为谬误。对方的反对恰恰成为自身真理性的前提,因为其对立正补足了自身的片面,而使执着于片面的谬误因着与所缺少一面的结合,由此而进入全面的真理(即成为全面真理的一部分)。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经由自己的对立面而返回自身”。自我的完成不仅在于坚持自我,也在于允许对立面的坚守,因为只有在对立面存在的前提下,自我的坚持才成为真理的一面(只要对立面一消失,自我所持就只是片面,而非真理)。在悖论性命题的讨论中,真正的误区不在于自己是否具有真理,而在于看不见对立面也具有真理,而且对立面的真理恰恰就是自身真理性的条件。上帝知道有限的个人不足以把握对立统一的反合性真理,才允许以各执一面的永恒争论来共同承受全面的真理。就本题而论,教会对政治的介入与距离只是同一辩证关系的两面,彼此并无对错的排斥,却有反合的依存。

            在教会里,反合性的辩证关系不是靠理念阐述出来的,而是由生命活出来的。由于有限与无限构成了世间最大的张力关系,教会里面的对立似乎反倒比世间更为激烈。在“反合”中,“反”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激烈的对立非但不是坏事,而且表明了活力。但是,如果“反”不是“反合”之“反”,从而“反”不能以“合”为前提进而达到“合”,“反”就是毁灭性的。在对无限的关系上,有限个人的罪性表现就是自以为可以用自我穷尽无限。实际上,除了在共同关系里面承载无限者的生命,任何有限之人都不可能凭自己独占无限。只有耶稣基督(进入有限的无限者)本人,方能最终地把握有限与无限的张力关系。唯有承认自己的有限而接受基督(包括基督里的一切他人),有限个人才可能真正进入这一关系。反合性的命题只能在基督生命里面完成,所以,从本质上说,反合性命题在理念上无解(从而是悖论),因为它是生命性的命题。离开了基督,人们一“合”,就窒息;一“反”,就开打。在基督里面,无限与有限的反合辩证关系才造就了教会既和谐又活泼的教会生命。95年那场讨论的双方后来成为主内的朋友。作为讨论的对手,笔者在与远志明弟兄的交往中,深切感到他待人的厚道和心胸的宽阔(但也不失真诚的直率)。这与学界的文人相轻和政界的彼此贬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只有在基督里面,“反”才能在“和”的前提下成就不断的生命更新。

 
刘同苏,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教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人员,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耶鲁大学神学院研究员,宣道会神学院研究员;曾牧养康州新港华人宣道会,纽约新生命华人宣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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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关于“上帝与民主”
 
远志明
 
  看到刘同苏弟兄质疑“上帝与民主”之必然联系的文章,我首先感到刘弟兄大概还没有机会读到涉及这个命题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上帝与民主》,刊于《读者》一九九二年11/12月号和《中国之春》第109期;另一篇是《心灵的权利》,刊于《海外校园》第4期和《民主中国》第19期。两文也收在刚出版的《失了大地,得了天空》一书中(注),对此命题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可以参阅。在此我只简要的提示一下。


  我说“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这句话,有它特定的内涵。那是一九九二年一月底,参加华盛顿的国家早餐祈祷会时,副总统奎尔在会上讲:世界历史上的专制暴政,并非人类不幸、世界不宁的根本原因,专制暴政只是一种现象,它有来自人类属灵的根源,就是:不承认人的有限性,不承认人人都有罪。什么时候人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对人的信赖上,而没有超越人个人、政党极其“主义”之上的信仰作为文化和心里的基础,专制暴政就难免滋生。


  我想到,这正是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最深的信仰渊源,为什么不受制约的权力会导致腐败?为什么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人,为什么尽是这样的饿靠不住?不管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意识到与否,上帝的深刻启示人的原罪和道德、智能、生命之有限性,且靠人自己不能克服,这一点早已淋漓尽致的饿展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角落。


  美国国会牧师对我们说:上帝在人们心中,自由就无法被剥夺。他引述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说,在我们看来,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不是政府赋予的,所以政府无权剥夺;反之,当人的这些权利受到威胁时,人们可以起而反抗,改变政府。


  不醒悟人的罪性和有限性,是专制的灵根;意识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则是民主的起源。我第一次清楚的看到,想上帝认罪悔改,尽有如此强烈的民主含义。那时,我将基督教的政治文化影响概括为三方面:


1. 人的原罪性和有限性学说,为社会契约、权力制衡和法治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思维诱导和最终的理论根据。


2. 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之说法,使人意识到自己的尊严,自由和平等,这种意识构成一个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础。


3. 上帝作为全能的主宰和绝对的真理,在人心中是超越一切的权威,当人的良知直接与之沟通时,人就获得了独立评判人世间一切事情的勇气、;力量和准则。这时,人才具有超越性。


  由此我联想到中国。基督教强调人人平等地被创造,每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相通。中国传统文化则截然不同,他是一种等级有序的文化:君臣父子,上下有别,贵贱有分,长幼有序。


  基督教强调人的原罪和有限之不可克服,中国文化恰恰相反,对人品性完美之可能坚信不疑,认为任何人只要刻苦修炼,便可以成仁、成圣、成佛,甚至可以至义、至善、至能。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为民主制度而斗争。迄今为止,我们把民主理念作为最高准则,似乎并不怎么考虑民主理念的信仰源头和根据,似乎更没有考虑如何把这源头和根据,而不只是把民主的几条原则,撒播根植在中国人的心灵中。
我们很多人还不了解西方民主精神和基督精神的一致性,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民主也是一种精神,以信仰作基础的一种深层文化结构。


假如中国人,首先是他们的先导者,没有心灵的升华,没有超越性的信仰,那么,不管举什么旗号,走什么道路,都结不出好果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早早餐会结束时发言说:“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


  刘弟兄讲到一些例外,我在“心灵的权力”一文中涉及到:“有人指出两个例外,一个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时代并非民主的,一个是日本等现代化国家非基督教传统的。”


  中世纪之黑暗,恰恰在与基督教背离了其信仰。人的最性,首先是各级神职人员的私欲,阻挡在基督徒与上帝之间,实质是人以神的名义犯罪,于是才有划时代的宗教改革,重建个人与神之间的私人关系(personal relationship),使基督教复归其超越性和属天性,再现了心灵的权力。无须讳言,今天西方的基督教虽然没有了政治化的危险,却依然面临着世俗化的大敌。


  不错,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是民主或亚民主的社会,并无基督教传统。然而,它们无一不是在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基督教大本营的强烈作用下,移植了基督教土壤而生出来的制度和文化果实。


  日本是二次大战后在美国的刺刀下,无条件地全盘接受经济、政治和教育结构的改造。当年麦克阿瑟将军曾请求派五千名传教士去日本,未能遂愿。于是,日本有了基督教文明之果,却没有生命之根。大概这就是今天日本产品大受青睐,日本人心却不受欢迎的原因吧。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自不待言。韩国受美国的左右亦有目共睹,今日韩国的基督徒占人口近一半,有全世界最大的教会。现任总统金泳三是忠见教会的长老。
国民党从孙中山,经蒋介石、蒋经国,到李登辉,都是基督徒,不管大陆人士对蒋介石有多少非议,他死时的确是一本《圣经》相伴同葬。据说台湾现在总统李登辉曾有意于传道人。


  这些“例外国家”与基督教和基督教大国的特殊关系,难道是偶然的吗?基督教诉诸心灵,那心灵有大光来自天上,悄悄洒向人间,播下自由和民主”。当然,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只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的事,所以对古希腊城邦和以色列的历史,就不好多说了。但有一点应当清楚:以色列人并非一直持守住了对上帝的信仰,从圣经《列王纪》、《历代志》的记载,大小《先知书》的批判,一直到耶稣基督的遭遇,都是明证。


  最后必须指出,当我展示上帝与民主的必然联系时,也强调了这种联系的间接性、深成层性,即:基督教影响到民主,是经过“基督教信仰人的心灵化民间社会民主政治”这一条通路发生的,是在最深的渊源上说的。离开了这个特定的意义,忽略了从信仰到政治一系立地去理解“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这句话,自然是很令人担心的。我反对政教合一;也反对以基督教的名义从事政治斗争。我坚信上帝在悠悠深处、冥冥之中掌管一切,人类的一切获益和祝福都在他那看不见的巨手下。“心灵的权力”中有这样一段话:


当然,你可以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权力等层面,分析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历史功能,但我说的是,他的一切功能都是有基督徒的信仰构成不可改变之基因,由基督徒的心灵发出不可阻止之力量,由基督徒的生命活出不可模仿之样式。很明显,没有基督徒,就没有基督教文明及其全部影响。

有人看到了西方文化,欲看不到它的内核基督教文明;有人看到了基督教文明,欲看不见它的身体基督教;有人看到了基督教,欲看不见它的生命基督徒;有人看到了基督徒,欲看不见它们的主人上帝。”

  让我们一起专心地仰望全能的父,以便放心地把凯撒终究不在上帝之外。

 
《使者》1995年7/8期


附录2:

 
上帝与民主
 
刘 同 苏                                       
 
  近来,常听朋友谈到一句格言式的话:“中国离上帝多远,就离民主有多远”。显然,这话的含义是:中国若要民主就必须信奉上帝;如果中国人不信奉上帝,中国便与民主无缘。细想下来,虽然此话作为策略性的宣传口号颇具号召力,但作为严肃的思想命题却大有问题。


  这一命题最主要是混淆了两件根本不同的事情之区别,将两个并无必然联系的东西设定为密不可分的。民主是一种尘世性的文明形态。无论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存在还是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运转,他的存在与运转只与尘世的事务有关。信仰则是基督徒的灵性生命,他解决的是灵魂的问题。尽管灵魂最终要支配我们的肉身存在和尘世生活,但灵魂毕竟是灵魂,有它独特的存在。信仰因其属灵的性质,显然有别于属世的民主。两者虽然因交叉而有相遇之处(后面会谈到这点),却无必然的联系。我们与民主的距离并不等于我们与上帝的距离。反之,我们距上帝有多远,并不必然的意味着我们与民主有多远。信奉上帝不一定经由民主,达到民主也未必依靠信仰。达则可鉴古代的例证:犹太人不知民主为何物,但并未动摇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希腊人不知上帝为谁,也未影响他们建立了世界最早的政治民主制度。近则可见现代的示例:日本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基督徒,依然享有民主制度;中国农村数以百计的基督徒并无意于民主之类的东西,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获得灵性的生命。


  实际上,天国之所以作为天国存在,就在于它对尘世的超越。基督徒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不在于他们生活在民主之中,而在于因为他们生活在信仰之中,而超越了仅仅生活在民主之中或任何其它尘世文明中的一般人。民主最主要的原则是多数人统治,而基督教的根本是普爱对所有人的爱,美国是极好的例证。在这个国家里,热衷民主政治的人往往着眼于多数人(中产阶级)的利益;真正具有基督精神的人更关心那些为民主所不能顾及的少数贫困阶层【在美国,总统是民主制度的产物。他既产生于多数的同意,理应服务于多数。而施舍粥棚(soup kitchen),不是民主的产物,它产生于基督精神,故服务于那些身处贫困与痛苦的少数人】。真是在这种关怀之中,基督教显示了自身与民主的区别,显示了基督精神对民主原则的超越。对上帝的追随并不一定必然的同等与对民主的追求;在不少时刻,追随基督精神正表现了对民主原则的背叛。


  “离上帝多远,就离民主多远”这一命题恰恰混淆了上述的区别和忽略了上述的超越。这种混淆与忽略,将上帝降低到民主的高度。如果上帝与民主是不可分离的,上帝似乎必然的附属于民主这一尘世的东西。这样,上帝不可避免的具有了民主所有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这种混淆与忽略把民主提升到上帝的高度。民主因其与上帝的必然联系而具有了神的光辉。民主由此可以冒充上帝,成为至上之物,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中国离上帝多远,就离民主多远”极易演变为“中国离民主多远,就离上帝多远”。近来的某些论证对基督教文明(实质即是西方文明)如此推崇以致让人分不出何为基督教,何为基督教文明。对这些论证来说,基督教寓于基督教文明之中;有了基督教文明,即有了基督教。从而基督教文明即是基督教(如果基督教精神完全的运行于基督教文明之中,为什么还要另外信仰一个基督教呢?我们就崇拜基督教文明好了)。这种用尘世文明冒充神的论证与我们正质疑的命题显然犯着同样的错误。


  “离上帝多远,就离民主多远”这一命题的另一个可怕的结论是“上帝低于民主”。前面已经说过,这句话的含义是:“你要民主吗?请信上帝。”于是,信奉上帝不再是为了信奉上帝,而是为了获得民主,上帝不再是自在之物,不再是自身的目的,反而变成了达到民主的手段。民主则变成竟能用上帝为手段的目的。民主成为上帝,而上帝成为婢女。当尘世可以驱使天国时,天国也就低于尘世了。


  有人可能会说:民主毕竟是上帝创制的;就民主与其创造者的关系而论,“离上帝多远,就离民主多远” 这一命题并不为错。不错上帝是民主的创造着,但这为非是说:应为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作为万物的一部分,民主也是为上帝所创造的。但是,当我们以如此方法而诉及民主与上帝的一般关系时,就已经完全忽略了信仰这个要素。如果民主与万物一样,仅仅和上帝具有受造物与造物主之间的一般关系,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过信仰这一特殊关系去达到民主呢?所以,对受造物与造物主之间的一般关系的诉诸,已经背离了该命题劝人信奉上帝的本意。大多数的日本国民不是基督徒,但并不表明他们所享有得民主非上帝所创,也不意味他们享有上帝创造的民主就直接解决了他们灵性生命的问题。与上帝的一般关系(受造物与造物主)并不等于与上帝的特殊关系(信仰)。笔者无意反对基督徒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笔者要说的是:追随上帝并不归结为追求民主;追求民主也不就是追随上帝。虽然,追求民主与追随上帝并不抵触,但追求民主并不等于已经具有了灵性生命。


    愿我的口成为真理(神的话语)的出口,但我知道我的口太小。因此,务请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直接到神的话语中去寻找答案。我建议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能从头到尾(而不是寻章摘句)地阅读圣经的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历代志。在这些书中,神与王制的关系将为我们提供理解上帝与民主之关系的钥匙。

 
《使者》1995年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