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神权内政还是政权内政?

由 news 在 2006, 六月 5 - 07:57 提交 :: 社会动态

信仰:神权内政还是政权内政?

2006, 六月 5 - 07:00

文/何当

      《基督新报》消息,梵蒂冈国际关系事务部秘书长拉耀罗总主教日前在接受布加勒斯特一家报纸采访时表示,天主教会只要求自由行使其内部组织权,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不应对此进行干涉,尤其是在主教任命的问题上。这位总主教说:

      “正如世界所有国家一样,在中国的教会所要求的,无非是可以自由组织教会内部的工作。教会任命主教的自由是《教会法典》规定的,不会对中国的体制构成任何干涉。……中国政治当局不应干预教会内部的体制,特别是主教任命的问题。”

      他又表示,中梵邦交正常化将大大促进中国社会和平,使中国天主教徒不必再在“爱国教会”和服从教宗的教会之间进行两难抉择。

      在中国政府和梵蒂冈对中国天主教会领导权的争夺战中,中方一直是用“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为由断然拒斥梵蒂冈过问中国天主教事务或者针对中国天主教会做出某种具有宣示领导权意味的行动。比如2000年的“封圣”事件,中国政府对此做出了极其强烈的反应,组织包括中国天主教会在内的各界力量进行了高调反击。最近在任命主教的问题上,中方也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对于中国领土境内任何组织和机构从司法到行政层面的“最高管辖权”。

      这次梵蒂冈人士用“勿干涉教会内部事务”为理由反击中国政府,从“信仰-教会”的角度而非世俗“民族-国家”角度诠释其对中梵外交核心矛盾的理解和定位,显示出双方站在完全不同的外交和国际法理念中发言,因而现出某种程度的自说自话。

      从权力形态上看,传统的罗马天主教廷和中国中央政府都是极权型统治集团,都是一个神圣的最高统治者(教皇/天子)在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神职人员/科举官僚)的辅佐下对广大普通百姓(信徒/王臣)进行统治。两者主要的不同是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是神权统治,一个是世俗政权统治。所以中梵外交矛盾其实是一个“神权vs政权”的斗争,是历史上西欧世俗化民族-国家在崛起中和天主教会超国家的神权统治的斗争在当今的东方余波。

      梵蒂冈方面因为经历过中世纪欧洲教会统治时代教皇和国王的权力斗争,惯于把自己视为一种实质上超越民族-国家这样政治性实体的神圣存在。甚至这也曾是欧洲一般信徒的看法,所以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农民会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巴伐利亚人,然后是一个天主教徒,最后——如果一定要说的话——他才是一个德国人。虽然今天教廷风光不再,西方社会已经完全的世俗化,仅在少数虔诚的信徒中还看得到一些对梵蒂冈的精神的归属感,但是从基督教信仰出发,教会对自身在永恒中超越的神圣性的认同并没有消失,梵蒂冈教廷对自身上帝代理人的地位确认也没有放弃。
 
      而中国自秦汉以来历经数千年的中央集权政权统治,世俗政权具有不可动摇的最高法统,神权即使存在也是一直依附和从属于政权的。当代的中国政府从其对自身法统的确认和巩固方式而言还是一个传统形态的政府,再加上其对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在国际法和全球外交实践中所具有的垄断地位的接受和利用,所以在中国政府眼中,教会毫无疑问是一类低于民族-国家的社会组织性存在,神权毫无疑问应当顺从在政权的领导之下。当这个世俗的政权是一个坚持无神论的政权的时候,这种意识就更强烈。所以在中国,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河北农民必须首先是“王臣”,或者按现在的话讲是“一个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其次他是一个河北人,最后——如果不得不提的话——他才是一个天主教徒。

      这样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是针尖对麦芒的立场无法从理念上进行调和。中梵之间若可能在对中国本土天主教会的象征性归属和行政领导权问题上达成什么一致,双方若可能建立某种长期的外交关系,那也只能是一种策略上的妥协,是一种政治博弈,所以必然是一种充满危机,随时可能因为一个突发事件而破裂的双边关系。只要教廷不放弃对教会超越的神圣性和自身作为上帝地上神圣代理者地位的坚持,而中国政府也不放弃世俗政权对于神权的管辖,不放弃其“利用神权为世俗政权服务”的实用主义宗教观,中梵之间就不可能有一个可以令中国天主教教徒放心睡觉的“和平、平等的外交关系”。

      同时,作为新教教徒,虽然我们并不必被迫承受这样现实难题所带来的困惑,但是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在今后的时代里面,教会只有明确定位其自身和政权的地位,明确其和社会的关系,才有可能在教会大发展,信徒人数激增的情况之下不至于迷失自身的方向,或者走向社会福音,或者走向极端基要主义。发展中的中国基督教会需要从“神的国度”的观念出发,建立自己成熟的教会观,社会观和基督教社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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