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十字架建造公共宽容——对余王风波的思考

由 news 在 2006, 五月 30 - 05:23 提交 :: 教会新闻

用十字架建造公共宽容——对余王风波的思考

2006, 五月 30 - 05:00

用十字架建造公共宽容
——对余王风波的思考

文/准翔

余王VS郭事件惊暴了不少心灵,引发的震荡至今不能止息,对此影响,我不做悲观的判断,因为震荡始终是在一“小群体”中回旋自足,这边是天崩地裂,那边却是街市依旧太平——“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缘由首先归于新闻隔绝的果效,也要感谢国民一贯的冷漠;更可能的原因,其实是知识分子与大众日益的割裂和分离:你说你的,我过我的,甚至在本可以有同一话语圈的基督徒世界也是如此,或者说王余李的基督徒身份在一些基督徒心中都还是个问题。

众声喧嚣中,有一种声音让我特别有感受——就是要以大局为重,不要评说了;甚至一评说有关人员——帽子棍子都来了。告诉我什么是大局吧,为什么不能评说,如果连自由言说的权利都要拱手相让,我们何必再在一个乏自由的世界去争自由呢?我们自己都在限制自己,怎么还有什么样的道义力量去争战呢?我们要与众不同的话,就是要把自由言说放到爱与公义、建造与生长中来。我相信被圣化的言说的是可以造就人的。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余王的行为岂能没有可责之处呢?他们引发的分裂,导致的跌倒难道他们就没有份吗?造成主外人士如潮的攻击和误解他们岂能躲避责任?用某种宏大的解释方式使得基督教再度陷入到一种自我为义的象牙塔中,他们难道不要反思吗?两人始终在强调其客观效果,基督徒也赞同家庭教会与各样的势力分别,但是这种客观效果并不能表明两人可以逃脱自己的责任——好比约瑟的哥哥们一样,弟弟虽然做了首相,但他们照样要承担坑害出卖弟弟的责任。我们那可称颂的神的旨意是永远美好的。

基督徒不是革命家,基督徒不同于革命家的地方是在于要自己承担痛苦的撕裂,自己担负不义的逼迫,就如同基督一样“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而不是如职业革命人士一样鼓动他人或者强迫他人牺牲利益成就某种事业——为了大局的利益,你要时刻准备着牺牲,这样常为现代极权主义所利用的口号和现实我们还少见吗?因此“以家庭教会的大业计”PK掉同行的朋友,这么冠冕堂皇的慷慨激昂的热血冲顶的借口与历史的境遇何等相似呢?如此是非不辩,道义不顾,我们与那些杀人越货干革命的共产烈士真是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啊!我想主外朋友的激愤真是可以理解的,不要以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不知道的是我们。是我们自以为义,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专制血脉没有深刻的警醒、反思和更新,求主怜悯!若干年前,一个叫伍豪的人为革命利益可以手刃一家八口,“家庭教会的伟大事业”如果要用同样的方式去进行,那么你们或者我们都理解错了基督的信仰原则——命令的总归是爱啊。我们不是革命家,我们是背十字架的基督徒。

况且从普遍之恩的程序正义来讲,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自己不能在涉及自身利益情况下去判定他人承担义务,这些“自由主义者”耳熟能详的正义的基本原则为什么在自己的生命实际中发生时,反而行不出来呢?真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从属灵的原则来讲,圣洁祷告的结果怎么会是要牺牲与之不相干者呢?而且还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主外朋友呢?基督信仰的原则是要自己行出来的,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是他自己亲身背的,自己亲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我们要效法基督,可是这件事情上,到底是怎么效法的呢?十字架没有显出荣耀,反倒蒙上了羞辱——主外人士以为我们是在用一种神秘莫测的方式做决策呢!求主怜悯。

基督徒不是革命家,基督徒不需要用冠冕堂皇的地上理由来行事为人,而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因此,余王当时如果真是如了基督信仰的缘故,他们应该自己选择退出,而不是以退出为威胁。如果不能背这个十字架,那么至少要采取爱和宽容的态度,“爱是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我不应做过多的揣测,但是在基督徒舍死忘生的爱前,不同政见与家庭教会的利益并不构成根本紧张关系,不构成难以取舍的伦理抉择,以至还要煞有介事地“祷告”;更何况你们三人在白宫的言论与后来宣布的回避敏感问题又有多少分别为圣呢?宛若天使纯洁的理由,打造了“家庭教会的历史性会面”,“岂不知一点酵都可让全团发起来吗?”

三个国人是一条虫的说法差不多让国人都默认了,是因为国人性格中的公共品格很难建立,传统文化中公共品格熏陶和塑造的缺乏使得华人在世界不少地方都无法以共同利益的公共方式介入公共事务,在政治上显得相当的被动,国内暴虐横行,不也是我们的私利性格相关吗?我们常常热衷于私人关系的建立,私下秘密交换的权谋,岂不知腐败与私人的阴谋有着当然的联系吗?一切的暴虐与公共权力的私人黑箱地操作中有着直接的关系。此次事件,让中国基督徒的公共品格或者说包括郭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的公共品格都被打出了原形——丑 陋的中国人!

传统文化的结构是超稳定的,但奴役式的压制下没有陶造出一种永恒安定的气质,挚爱同情的缺乏使得在国民性格中存有一种深刻的“毁灭”情绪,一种破坏性的国民性格,再加上若干年的斗争文化,你死我活的生存原则,势不两立的粗暴决斗让妥协、宽容的民主性格以及更高一层的在福音中彼此建造、忍耐的建设性人格完全与之绝缘——这一点上所有国人都是需要反省的——反专制者照样可能是专制者。历史不可能是在民主之中扭转,而是只能是只会是在爱中扭转。

但是为什么华人基督徒为什么也没有得到更新呢?是信仰文化的根基还扎得不够深,还是我们自己的罪孽反省得不够?一种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神学观点让我们的内心和周围永远争斗不止。左脸加右脸式的忍耐常常成为了笑谈,快意恩仇唯我独尊的侠盗性格倒是使得我们性格深处的毁灭情绪依然能作祟——与人共存和宽容在哪里?那天上的永远的更美的家乡什么时候在我们信仰中造就从容的永恒气质呢?我们永恒的观念和宽容异己的爱还要在基督里才能被建立,在十字架上更新调整。

在爱中缺乏太久了,恨常常成为决定,破坏和绝望常常成为决定,而不是忍耐,宽容,在是与非之间寻找超越,在你死和我活之中寻找建设性的共性,妥协的可能。“当我们去爱,我们会在我们周围的人的心中创造、恢复和释放一种似乎战无不胜的力量,如果我们不去爱,我们就会沦为魔鬼的帮凶”,亲痛仇快的局面,不让人扼腕顿足吗?

我们面临来自朋霍费尔的追问:“我们一直是种种罪恶行径的沉默的见证人。我们头上已经滚过了许许多多的风暴。我们已经熟悉了欺诈和模棱两可的讲话技巧。经验使我们怀疑他人,使我们丧失了开朗和坦率。痛苦辛酸的斗争,已使我们困倦消沉,甚至玩世不恭。我们仍然有用吗?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天才,不是玩世不恭者,不是愤世嫉俗者,不是机敏的策略家,而是真挚的,坦诚的人。要使我们能够找到重返纯朴与真诚的道路,我们的精神包容量足够地充分,我们自身的正直足够地问心无愧了吗?”

主啊,怜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