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转型中的三自教会

由 news 在 2006, 四月 24 - 08:23 提交 :: 社会动态

综述:转型中的三自教会

2006, 四月 24 -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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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执政者一直采取了经济上开放,政治上保守的策略。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倒台后,中共对基督教更是严加防范。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使一度曾提出以“办好教会”来团结“信教群众”的三自会,又回到五十年代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老路上去。接着,为了落实江“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指示,丁光训提出“神学思想建设”,批判“因信称义”。这实际上是重演了五十年代的样板戏,因为那时三自的一个重要“神学思想”就是认为“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的圣经教导是“帝国主义的毒素”。不过现在换了一个说法,说这是保守落后的,与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的思想。

另一方面,三自教会近二十年来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有某种程度的开放,例如:成立“爱德基金会”,募集外国教会的捐款用于国内的社会福利事业,接受联合圣经公会的赞助印刷圣经,邀请包括葛培理、斯托特在内的福音派知名人士来访,以及翻印一些圣经和属灵书籍,如《启导本圣经》和寇世远讲道集等。

这种三自教会实际运作中的开放与三自神学上的倒退,正如国家经济上的开放与政治上的保守一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并由此产生了种种矛盾与冲突。这正是今天在转型中的三自教会所面临的危机。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老三自”与新生代:接班人还是掘墓人?

转型中的三自教会内部面临的第一个矛盾表现在老一代与新一代身上。文革后三自会高层的领袖,即全国与省两会的负责人,仍是五十年代在控诉运动中得到中共赏识的“老三自”。他们现在大多已有七八十岁,仍居要职或在实际操纵局面。由于中共开始提倡干部年轻化并规定了各级干部的年龄上限,在政府宗教工作部门的授意下,三自会也不得不开始考虑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从八十年代初,三自会恢复了神学教育,并于八十年代末陆续选派了一些神学毕业生去欧美等地深造,希望他们能成为三自运动的传人。但结果并不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他们中间有些人因为“六·四”事件对中共失望而留在了国外,现今大多在华人教会中事奉。有些人因为他们在海外看到了在民主体制下的教会,形成了独立的思想。回国后不甘心在三自会中逆来顺受,重新又出国“进修”以逃避压力。有些人则试图逆流而上,突破三自的条条框框。

据说几年前全国三自会在威海召开的一次三自“研讨会”上,组织者原来打算对各省三自会的中青年负责人进行一次三自教育,但结果却是许多人对三自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些人中有一些就是曾出国受训的。此外,一些地方神学院也独行其事,发展与国外教会的交流,不受全国三自会的控制。一些较有思想的三自新生代开始对三自会提出批评。据报道,1991年底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基督教全国会议上,竟然有几个青年代表举手反对三自会的决议。有些三自会的年轻传道人开始私下和家庭教会接触。这种种现象,都使老三自们惊慌失措。他们常常在开会时忧心忡忡地发问:我们是在培养接班人还是掘墓人?

两三年前,在三自会中开始以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为目标,来反对因信称义等基要信仰为内容的“神学思想建设”,使得老三自与福音派的新生代之间的矛盾浮出水面。首先是1999年在金陵神学院三位研究生因不唱革命歌曲的罪名被开除,此事引起了另外三位本科生自动退学,并且发表了揭露三自本质的声明。接着是2000年一位中青年讲师因为在讲课和文章中反对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神学,被以“违法宗教活动”(参加家庭教会的事奉)与反对三自的办学方针为罪名开除。

此外,据悉燕京神学院也在这个运动中被改造。三自会从南京派来一位自由派的教师担任该院副院长,一些福音派的中青年教师都离开了神学院。

在三自的基层教会中,一些中青年同工离开了原来登记的堂点,加入到家庭教会中事奉。也有的同工因为不赞同“神学思想建设”受到排挤和打击。据说三自机关刊物《天风》的副主编就是因为“对神学思想建设有看法”而被撤职。上海市一个三自礼拜堂的牧师,因为不听从不准讲圣经中的神迹奇事的指示而被“下岗”,取消了在礼拜堂讲道的资格。

从以上例子中可以看到,三自新生代中一些福音派信仰的神学教师、教牧人员、神学生已经认识到三自的真面目,从而被分别出来。三自会原来打算培养一些年轻的,像他们那样完全顺从政府的方针政策,又有宗教学识的接班人。最后却培养出了一批三自的掘墓人,这是他们所没有料到的。

这种现象的出现,当然与大陆整个社会的转型有关。三自教会中的新生代与老一代不同,他们不是靠控诉“帝国主义”起家的,也没有经过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彻底洗脑与改造。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是在“文革”以后因为对官方的意识形态——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理想失望转而寻求信仰的。因此,他们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

从整个社会来看,虽然大陆官方仍然没有开放党禁与报禁,但在舆论宣传方面重点已经逐渐转移,从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到现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电台与报纸除了例行的政治说教以外,也允许非政治内容的娱乐节目与版面存在。各行各业中,党组织的作用正在减弱,“革命”意识逐渐淡化。而三自会中这种完全政治化的“思想建设”,在高层的老三自看来,如同以往的所有政治运动一样自然,而对三自的新生代来说却颇感到奇怪。因此,稍有一些信仰与思想的人,必然不愿意成为这种“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甚至成为三自的掘墓人。

当然,在三自的新生代中也不乏投机取巧者。他们追随老三自大多不是出于信仰或政治上的认同,而是出于对权利的觊觎。这些人往往在争权夺利的手段上比老三自更胜一筹。老三自主要靠听话,打小报告,积极表态等表现获得干部的赏识,而“新三自”则用教会的钱请客送礼等方法贿赂干部。于是,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新老三自争宠的局面。无疑,新三自手段更为先进,在时间上拥有绝对优势。这些新三自拥有实权后,能否完成三自的政治任务仍是一个疑问。因为他们一旦得不到所希望的利益,很可能离开教会或转向家庭教会,甚至与海外较有实力的宣教团体合作。

二、各级“两会”与基层堂点:三自还是教会?

转型中的三自教会出现的第二个矛盾,是各级两会与基层堂点之间的冲突。三自会从理论上讲,只是一个所谓“基督徒发起的爱国运动”。但是由于1958年开始实行联合礼拜,取消了原来各宗派的体系,只有基层堂点而无地区性或全国性的教会组织。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实际上成了一个类似于文革时期的“革命委员会”的机构,变成了各地基层教会的临时领导,一直到现在。后来八十年代成立的“基督教协会”,目的是使三自对教会的领导作用更加合理化。按照一些三自高层人物的打算,协会的目的是要向“联合教会”过渡。为此他对外宣称两会是“正在联合的教会”,而实际上“协会”只是三自的另一个称呼。两会的体制是完全附属于政府,并且也是模仿政府的。除了多出几个职务头衔以外,并无独立存在的迹象。因为“两会”总是在一起开会,在许多地方是同一套班子。

大陆政府部门的管理有所谓“条条块块”的分割。“条条”是指从中央到地方的逐级管辖,而“块块”是指某一地方党政机构对这个地方各部门的全面管辖。这种块块的管辖常常强调地方的利益,实际上是对中央集权的一种抗议。两会的问题与此很有相似之处。全国两会虽然在其章程里对基层教会一般只用“指导”、“协调”或“服务”等措词,但实际上两会一直充当着领导的角色,因为两会是党和政府的代理人。一般在各级两会开重要会议时都毫无例外地有党政部门领导在场,有些地方的宗教局干部甚至公开出任两会的办公室主任等要职。

两会企图控制所有在它管辖范围内的基层教会。它制定了一系列规定,例如:基层教会要向两会交“办公费”,要遵守“爱国公约”,其主要内容为“三定”(定人、定点、定片),不得跨地区传道,不得向18岁以下的青少年传福音等。有些地方如安徽、浙江等地还发“传道证”,划定传道人的活动范围。如果是村级的传道员,跨村传道就属于“违法”了。这些规定有的是两会定的,有的则是由宗教局制定后再以两会的名义公布的。

对于两会和政府的种种规定,除了少数地方(如江苏省)以外,大多数基层教会都不以为然,尤其是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教会。这些地方的教会有的是“山高皇帝远”,全国两会无法顾及;有的是教会历史悠久,信徒的信仰根基较扎实,能够识别并且敢于抵制离经叛道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神学。很多基层教会的同工在读了《丁光训文集》后说:我们以前不了解,现在完全清楚了,他根本就没有信仰!因为“神学思想建设”运动,许多基层教会的同工开始对三自会领袖的信仰产生疑问,进而对整个三自的体系进行反思。

因为基层教会的同工对于三自上层的控制和对一些腐败现象的不满,许多地方的教会实际上已经成为挂着两会牌子的独立教会。他们除了参加一些例会以外,基本上与两会没有实质性的关系。浙江省许多教会都不请两会的负责人讲道。如果这些人到礼拜堂来视察,他们最多被安排在后排听道,没有他们讲话的机会。这些人自觉没趣,以后也不再去过问基层教会的事了。

这些实际上的独立教会自己安排讲道、儿童主日学、同工培训等圣工,不受两会规定的约束。他们与外地,包括海外的主内肢体有交往与合作。他们有时也请家庭教会的同工来主领奋兴会、培灵会。这些三自教会的基层同工说,政府利用三自控制教会,我们利用三自传福音。

在这些爱主的基层同工中,最近几年来有些人开始建立地区性的团契。据悉,在华东以及北方都已经有这样的团契。这些团契属于松散型的团体,同工来自不同地方的基层教会。他们聚集在一起为中国教会祷告,分析三自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教会发展的趋势。他们也开始进行一些联合的事奉,如同工培训和供应一些属灵书籍、磁带、影碟等。

以上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三自体系中基层教会的教会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开始认识到三自不是教会,并试图使教会成为教会。此外,省两会与全国两会因为外事权和内部出版权,以及市两会与省两会因为房产等而产生的纠纷(如武汉、湖南等地),都使各级两会之间出现貌合神离的倾向。这些迹象表明,三自经营了五十年的体制正在走向分裂与瓦解。教会正在逐步摆脱三自的捆绑而得到释放。

三、三自会与普世教会:利用还是被利用?

转型中的三自教会内部面临的第三个矛盾,表现在如何处理与普世教会的关系上。

从五十年代开始,三自会与国外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国家如匈牙利、罗马尼亚、东德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过后,在欧美也有少数较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主流教会人士与三自建立了联系。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号召引进外资。于是三自会的一些领袖利用教会的优势,于1985年办起了“爱德基金会”,其基金完全来自于国外基督徒的奉献。许多国外的基督徒以为这个基金会是专门为中国基督徒印刷圣经的,而实际上它在国内完全从事社会福利工作,与政府合作助残、扶贫、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水利设施及教育等。印刷圣经的经费都是由联合圣经公会赞助的。

随着中国三自教会对外交流的增加,国外福音派中也有一些教会开始与三自会接触,寻求合作的可能性。这些教会对三自会地情况听说了不少,但是认为可以利用三自这一合法的途径来传福音。

当他们与三自体系内的一些基层教会有些表面的接触后,很轻易地改变了对三自的印象。看到三自教会内也有很属灵的基督徒与传道人,因此就认为三自没有什么不对。他们把三自与教会混为一谈。殊不知他们这样做正好被三自所利用。

从另一方面看,是否能像所期待的那样,利用三自合法公开的渠道来有效地传福音呢?这恐怕很难说。因为三自会在正式接待任何一个海外教会或个人之前,都必须向国家或省宗教局写报告。在报告中必须将来访的人的宗派背景和对中共与三自的态度交代清楚,以及如何对待。此报告将转发到有关各地的宗教局、公安局及两会。接待后,所有情况都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宗教局报告。

因此,有些海外的福音派教会为了取得党和政府及两会的信任,不得不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例如:做一些支持拥护三自的表态,或不讲三自不喜欢听的道,如上帝的审判,主再来等信息。也有些机构为了博得宗教干部的好感,为以后的工作开方便之门,或为了让这些官员改变对基督教的观感,邀请宗教局干部去国外访问。这种访问实际上是公费旅游。结果一些干部回国后说,外国也是官办教会,我们中国的官办教会没有什么不对。

其实,福音派的教会与三自合作是更多地被三自会利用。而三自会,特别是全国两会却认为,他们被国外教会所利用了。在开展“神学思想建设”之后,他们中的高层人物对与福音派来往大肆抨击,其中包括一些福音派的圣经注释与属灵书籍在大陆出版。因此,目前两会对福音派的来访比较注意,对他们与基层教会的接触尤其敏感。

三自会与普世教会的关系十分微妙。一方面它看到改革开放已为大势所趋,不得不放弃封闭的政策,积极发展与国外教会的关系。在这中间它也看到欧美主流教会的日趋衰落,而真正有实力并愿意帮助中国教会的是福音派。所以它试图利用海外福音派教会为其改变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另一方面它必须按照党和政府经济上开放,政治上保守的政策来处理对外关系。按照他们的说法叫做“外事无小事,事事要请示”。并且要按照党和政府的精神,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提倡自由主义的政治化神学,抵制福音派的影响。这样,它就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想利用别人,又怕被别人利用。实际上在利用别人,却总觉得在被别人利用。

通过以上对转型中的三自教会的三个方面矛盾的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虽然今天从表面上来看,中共的宗教政策和以三自作为控制教会的手段的局面并没有什么改变。但在潜移默化中,三自面临的新旧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各级两会与基层堂点间的隔阂以及与普世教会关系上的尴尬在不断加剧。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三自教会内部将出现更大的分化,三自机构的功能逐渐衰退并且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我们深信,上帝是中国教会的主。他不仅带领着中国的家庭教会,同样也掌管着目前在三自体系内的众教会。在中国社会加入世贸这一更剧烈的改变与转型中,三自体系内的属于主的众羊众肢体将摆脱三自的束缚,重新回到主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