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自由之城的奠基人

加尔文:自由之城的奠基人

火复活

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事件。一个伟大的事业总是有一批杰出的领导者,加尔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说马丁路德对罗马教廷强悍有力的挑战,是属于对堕落信仰的拔出和倾覆,那么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精耕细作,则是属于信仰归正的建立和栽植。路德点燃的火有璀璨辉煌的历史意义,而加尔文的影响则更加源远流长,他的思想范围扩展了此后欧洲、北美等地所有改革宗教会,时间上在若干个世纪中一直都有其脉络,深度上则是深入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

加尔文的影响如盐一般深深融于历史长河中了,调和却不见影踪;流传在人们中的印象中只是:加尔文和塞尔维特捆在一起了,“暴君”也成了形容加尔文的修饰语。加尔文自有其错误,但是以讹传讹,一些错误的认识成为了思维定式,如此不应是我们对待历史和信仰的方式。阅读《加尔文传》或许可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寻找当年的人和事情,澄清一些长久以来被各种原因遮蔽的历史真相。

约翰•加尔文1509年7月10日出生在法国皮卡第省的努瓦永市。父亲热拉尔•加尔文是教会的律师兼主教的秘书;母亲让娜•弗朗是当地一旅馆老板的女儿。虽非达官显贵,但是精明的父亲在小加尔文12岁的时候就为儿子谋取了主教助理的职位,这荒唐的事情在腐败的宗教信仰下大家习以为常了。让娜是虔诚的信徒,在加尔文三岁的时候死于一场瘟疫。天主教已经堕落成为了迷信,教会管理腐败,信仰成为了敲诈钱财的工具,加尔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

加尔文出生的时代,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改教运动爆发之际,正是欧洲在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都预备好接受改变的时机,一些小规模的改教行动早已经在各地进行,如共同生活弟兄派(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等自由宗教组织;文艺复兴让人们对信仰有更多的“新”的看法。在瑞士的山区里,乌尔里希•茨温利已经准备好;著名教授勒菲浮在法国开始了新信仰的传播工作,1512年,路德尚在寻找灵魂平安,三岁的加尔文还在步履蹒跚地跟着母亲去朝圣时,勒菲浮出版了拉丁文的保罗书信以及注释,强调“唯靠恩典”,他还影响到一个叫法雷尔的人,这个强悍有力的人后来影响了加尔文的选择,由此甚至改变了历史,上帝的预备是奇妙的。到了1517年,马丁•路德跃上了舞台,掀起了风潮云涌的改教运动,把天主教教会从根基深处撼动起来。

改教运动如积蓄的地火喷涌在欧洲大陆,信仰的自由,自由的信仰让人们为之赴汤蹈火,甚至法国国王的妹妹玛格丽特也信了新的宗教。“赴汤蹈火”在当时不是形容词,而是真实的生命付出与经历:反对势力接着兴起,公元1525年,法国规定:拥有勒菲浮、路德及玛格丽特的著作都要被定罪;任何人拥有这些书,都可能付上昂贵的代价。就在这样的情势下,加尔文来到了巴黎;那时他显然还是一个顺命听从父亲安排的儿子,他在巴黎学习,一头扎进了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的学习,学习深奥的神学;后来又听从父亲的安排去奥尔良学习法律,他父亲希望他成为律师。父亲死后他决定把这两方面都放弃,而在巴黎过学者的生活。

加尔文为什么转向新教还有一些历史的谜团。一个公开的事件是:巴黎大学校长尼古拉•科普在年度的万圣节中对全校发表讲话中宣扬了“全凭恩典”,而据说加尔文曾给这篇讲话以指导。于是他们两人遭到追捕通缉,加尔文开始了恐怖又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面对势力庞大的天主教,他随时都会被捕进而被送上火刑架。这是加尔文转变的外在环境条件。他内在的转变更有传奇色彩,是什么使得“那个未来的神父、律师、学者的约翰•加尔文”甘愿成为基督耶稣的仆人呢?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新信仰的追随者在火刑架上面对死亡的喜乐和从容深深感染了他,改教运动家们的著作也影响了他。传记引用了传主的自述:“乍一听到此教义时,它的新奇令我很感刺耳,我承认一开始我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听的,我曾大动感情地竭力抵抗……最后我认识到,这就像一道亮光突然照亮了我……我首要的工作就是致力于上帝的道路,我以眼泪、痛悔谴责自己的过去”。信仰得救不是靠触摸迷信的古怪的骨头之类的“圣物”,也不是繁琐虚伪的宗教仪式,不是什么功德的行为——赎罪券根本就是骗子的把戏,“唯凭信仰,唯凭恩典”,因信称义就是那道亮光——人只要愿意领受上帝的恩典就可以得救了。

这是加尔文的第一个转变,他成为新教教徒,一种随时上火刑架的信仰。在流亡中,加尔文不断宣讲改教运动的宗旨,不断和改教运动中各层次的信徒会面。与此同时,年仅26岁的加尔文完成了伟大的《基督教要义》的初版。这本书把改教运动的教导加以系统的整理,并写成符合逻辑的形式。这本书在欧洲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名声,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一个改教运动的新领袖呼之欲出。就算到了今天,《基督教要义》都是无可替代的解释《圣经》的经典书籍,这真是上帝的礼物。

公元1536年,加尔文开始在日内瓦工作。维滕堡是路德之城;苏黎世是茨温利之城;日内瓦将成为加尔文之城吗?从路德把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堡教堂到如今,已经过了19年;路德本人也已度过了他事业的顶峰,只余下十年的光阴。茨温利则过早地死于战场。改教运动需要方向指引,信仰需要建立,需要栽植,运动需要一个新的中心,天国的事业亟需建设性地造就,上帝拣选了日内瓦,拣选了加尔文。

日内瓦的美丽使得日内瓦本身已经成为了优雅恬静与和平的代名词。其实日内瓦也是一座为了追求自由独立而浴血奋战的城市。“法雷尔第一次来到日内瓦时,这里正在为自由而战。她不属于任何一个行政区,为了独立,人们殊死奋斗。一百五十年来,日内瓦人民以鲜血与那些想要统治他们的主教和公爵们抗争。” 勇敢的法雷尔给这座自由城市带来了自由宗教的信息,为此日内瓦又要在自由与专制之间做出选择,他们选择了新教,驱赶了天主教在日内瓦的统治,为此又进行了一场与罗马教廷彻底决裂的战争,近两年时间日内瓦被围困,但是面对灭城的通牒,自由的日内瓦再一次取得了胜利。“大家站在一起,举手宣誓以福音原则为生活的准则,弃决罗马教廷的那套东西,那天是1536年5月21日,礼拜天。”

法雷尔是个热烈执着的人,但是他认为自己不能治理日内瓦,当加尔文来到的时候,他马上决定要留下这位青年,日内瓦需要重建,重建需要加尔文,新宗教的建立也需要加尔文的实践。为此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不是因为观点,而是因为加尔文依然想过平静的学者生活,认为自己并不善于治理而不断推辞。彼此非常固执,场面僵持,为此传记描述了戏剧性变化的一幕,“那位岁数大的以手指着天雷鸣般地说:‘我以全能上帝的名义对你说,你若以自己的研究作借口不留下帮助我们做上帝的工,上帝要咒诅你,因为你寻求自己的荣耀而不是基督的荣耀!’”(加尔文)“那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低下了。屋里突然鸦雀无声,争执结束了,(加尔文写道)‘我感到……就如上帝从天上伸出他的手来抓住我……我被恐惧所击打,不得不中止我的旅途……法雷尔将我拘留在了日内瓦,’”。后来一教会史评论道:“正如巴拿巴将保罗找出来一样,这又是一个‘一位平凡人将一位杰出人才带进主的事工’的例子”。这是加尔文的第二次人生转折,由此决定了日内瓦成为加尔文之城,也决定了加尔文主义这条信仰激流的开始涌现并且奔流……

把对上帝的绝对信仰投入实践绝非安逸天成,加尔文从抵达日内瓦到离世,中间经历了不知道多少动荡斗争,被日内瓦的反对派驱逐;第二次进入日内瓦后也不断受到道德自由派的抵制和诋毁,还有天主教欲将稚嫩的自由信仰置于死地的凶恶攻击。加尔文一直在打仗,在争战。要了解加尔文的工作和清晰一些模糊了的历史事件,需要对当时日内瓦的政治组织形式、社会状况和地区周围环境进行全面的了解。显然传记在这方面不惜笔墨地全面记叙了加尔文的工作环境和争战过程。
日内瓦在当时已经是一座独立、自由和民主的城市了,有自己的议会,大议会和小议会,有自己的选举制度等等。但是这个只有一万多人的自由城市并不好管理。为了捍卫独立、自由的教权,建立严肃虔敬的信仰生活,加尔文和法雷尔为此和反对他们的议会产生了不可协调的矛盾,为此1538年4月23日,他们两人被驱逐。加尔文在日内瓦开创的事工,不到两年就告结束,而且似乎是全盘失败。

1541年,日内瓦民众推翻了损害城市自主权的反对加尔文的党派,同年9月13日,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加尔文再度进入日内瓦,他结束了在施特拉斯堡三年平静生活,又回到风暴的中心。
在这反复当中,“自由”的环境好比一把两刃剑,有时帮助加尔文,有时又反对他,但是加尔文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加尔文主义自由独立的信仰内核重新塑造自由民主并注入了严肃的信仰内涵。加尔文主义所带来的自由、平等以及所形成的自治秩序、生活方式和精神在此后的若干世纪中持续影响着世界,但是世俗化的人本主义精神日益掩盖了其信仰的精神内在。

因此若认为加尔文是“暴君”,就是对当时日内瓦的民主治理形式缺乏认识,其实加尔文的“专制”并非我等传统意识中所认识的专制,岂不知道加尔文只是一个无兵无卒的牧师?专制是野蛮的暴力和无耻作为后盾,而加尔文的“专制”是以严格的教义约束罪恶的人性。基于对人性完全堕落的基督教教义的认识,加尔文对所有的信徒都予以严格的宗教纪律;要知道当时的日内瓦在天主教名存实亡的腐败的宗教生活下,已经接近成为放荡罪恶的“所多玛”城了。恪守圣经原则,树立信仰生活的至高地位,治理手腕显得是“专制”。但是从历史的结果看,加尔文的“专制”为这座自由之城塑造了新的品格,他的“专制”是公义之上的“专制”,是对罪恶不妥协的“专制”,如果当时的日内瓦是一头奔放不羁、狂奔乱窜随时有生命危险的野马,加尔文则是用慈绳爱锁严厉地拘束了它,改造了它。

实际上,加尔文成为“日内瓦的主人”一直都在经历困苦,所谓外有仇寇,内有争战:罗马教廷对方兴未艾的改教运动欲除之而后快,日内瓦则就是首当其冲的代表城市,加尔文则是敌人中的敌人;在日内瓦城内,反对加尔文严格教义的自由派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攻击:1559年,他在《基督教要义》最后的修正本序言中痛苦地写道:“我除了尽力保持纯正的教义,替教会谋福利以外,没有其他的目的,然而恐怕没有第二个人像我这样遭受这么多的诽谤和攻击”。加尔文在日内瓦二十多年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专权,也没有组织筹算自己的利益和势力,他只是一丝不苟地执行建立“上帝之城”的宗教弘愿。而且加尔文虽然完全可以影响到城市议会,政教分离的范围并不明晰,但他的理想还是教会完全独立,不受政府管辖。对加尔文而言,教会的自由在于教会能自由敬拜,有权革除教籍,不受外来势力的干扰。可是,就其政教分离的实质而言,这个世界并没有所谓绝对的政教分离,所以有人在政教合一方面攻击加尔文的人是既不顾历史环境也不顾现象背后的实质。

明白了上述有关日内瓦的情况,对塞尔维特事件的理解就会容易得多。塞尔维亚并不是因发现血液循环而死的,也并非他是加尔文的私敌,而是他怪异的信仰宣称已经成为欧洲的公敌,其异端言论在当时的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被处死。罗马教廷已经判处了他火刑。他幸运地逃脱后却又前往日内瓦挑战加尔文。加尔文当然捍卫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也主张处死这个“异端”(其实日内瓦那时也是异端的大本营);但传记同时也记述道“判决塞尔维特的权力不在加尔文手里,此权力完全在日内瓦小议会手里。塞氏入狱的那段时间,正是加尔文对小议会影响力最小的那段时间,因为自由派与加尔文之间正为开除教籍的权力作殊死的搏斗”。但加尔文还是与塞尔维特的死亡绑在了一起,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影响太深远了。其实处于历史的环境中,谁能逃脱历史的印记呢?人都是有限的人,相对的人,历史的人,或许一切只有最终的审判来临时候才能断定是与非,用现在的宽容与自由非议当时的人物并不恰当。

加尔文晚年最大的荣耀,是创办日内瓦大学,这是第一所基督新教大学。加尔文深深体会到教育的重要,从研经中,他清楚看见上帝的荣耀不只在拯救灵魂,全世界都属乎上帝,连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都是上帝所关心的;因此,无论是政府人员、医生、律师或其他行业,都需有认识上帝、荣耀上帝的教育。借着日内瓦大学训练出来的人、教会的行政制度、著作(尤其是基督教原理及圣经注释),以及与欧洲各地领袖人物的书信来往;加尔文在到处都有追随者,他的影响远及欧洲各地。加尔文,本来不过是个传道人和神学教授,却发挥了超时间和超空间的影响力;他使福音之光,从日内瓦小城照射到欧洲各角落和世界各地。

加尔文主义影响到此后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文艺以及各处追随他的信徒的生命和生活。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说:加尔文对人类的贡献比梭伦更真实…他的精神也为日内瓦的各种制度注入一股持久的影响力,使它成为人民自由的坚固堡垒,民主制度的丰沃苗床,以迎接现代世界的来到。在英国,伟大的清教徒,“也许是世上有史以来最出众的一群人”,他们是加尔文主义的信奉者,改变历史的克伦威尔是加尔文主义的跟随者;在北美,一群清教徒开创了新大陆,独立战争前的宗教大觉醒运动中,加尔文神学具有最根本的影响力,同样加尔文主义也是新英格兰精神的直接来源。“英国和美国这股争取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奋斗精神,是加尔文主义孕育出来的;而实践这个精神,使它成为具体制度的,也多半是加尔文主义”。同样加尔文主义在苏格兰、在荷兰、在法国都当成为当地民主自由精神的来源和动力。加尔文主义的影响是超越空间和时间的,直至今日。

加尔文的身体羸弱,经常在病痛折磨之中;而强烈的意志力,使他能超越所有的困难与残缺。他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事工,主要是因为上帝与他同工。公元1564年5月27日,加尔文鞠躬尽瘁而死,他的每一滴脂油都燃烧在上帝的事业中,享年不到55岁。

《加尔文传》用详尽的历史资料和传主自己的文字,还原了历史伟人的生命经历,我们也可以看到信仰在历史动力推进的风云际会,也看到了上帝对个人的拣选、造就,基督教信仰改教运动带来的独立自由坚定的信仰,纯洁的道德品性,以及“毋自由,吾宁死”的历史渊源,加尔文就是一个活出信仰的人。如约翰•派尔帕所总结的:“加尔文一生致力的目标,即:教导人,让人知道人生最主要的动力应该是热心彰显神的荣耀。”

[《加尔文传》作者:茜尔•凡赫尔斯玛(美国) 译者:王兆丰,定价:26.00元 华夏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