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自由先驱还是专制暴君?

加尔文:自由先驱还是专制暴君?

作者:杨 声

   提到约翰•加尔文,我们首先会想到他的代表作《基督教要义》,此著作跻身影响人类历史的十部巨著之列。这说明了加尔文在历史中的地位。
  然而,对于加尔文,中国读书界对他的印象多来自于《异端的权利》一书,该书认为他是火烧塞尔维特(又译作:塞维特斯)的刽子手,是日内瓦的暴君和“教皇”。  
  但是,又有学者指出:“加尔文主义解放了瑞士、荷兰、英国,也为清教徒先父们发展美国的繁荣提供了动力。”
  就常识而言,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暴君,又是自由精神的播种者。
  虽然加尔文备受争议,然而中国大陆有关他的史料却十分稀缺。而茜亚•凡赫尔斯玛的这部《加尔文传》向我们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这个人的一生。
  
天光照耀的年代
  
  青年加尔文喝过人文主义的墨水。那时文艺复兴余韵犹存,加尔文受其影响,投身于古希腊罗马著作的研究,并在22岁时写成《塞尼卡注释》。事实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例如,有些改教家受益于文艺复兴带来的新知识和新态度,因此懂得使用批判的眼光看事物。直至后世,清教徒也是深重良知自由,注重个人独立地研读《圣经》。我们有理由相信,加尔文这一时期受到的教育,对他后来卓越地阐述基督教教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个年轻的自由撰稿人,后来却被一道天光照耀,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就是信仰的道路。加尔文回忆说:“上帝突然降服了我,改变了我的心……”其实,从加尔文的这个转变中也可以看到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的分野。人文主义张扬个性,他们相信人凭着自己的力量可以主宰一切。但是,改教家们从来不相信人类是宇宙的尺度。改教家们走出了中世纪迷信的迷雾,看见了信仰中的大光,于是他们在大地上俯伏敬拜,并且凭着破晓年代的刚健之力行公义,施怜悯,自强不息。  
  与当代对人性乐观的评估不同,那时候的人们普遍承认自己的罪性,并且渴望通过宗教得到拯救。然而,中世纪的人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拯救途径,而投身于苦修、行善功之中。加尔文还在少年时,信仰之光照亮了一个德国修士马丁•路德的心灵,数十年苦修之后,他发现人得以脱离罪恶,不是凭着自己所行的善事,乃是惟独借着信仰,这就是著名的“因信称义”的思想。青年加尔文所在的年代,这道光芒也照亮了许多人的心灵,巴黎索邦大学的老教授勒菲孚在70岁时心灵的眼睛被打开,回到了《圣经》原初的教义。据说,一天老教授对他的学生法雷尔说:“我的孩子,我们靠的完全是恩典。”而几乎在一霎那间,信仰之光也照亮了这个年轻人的心灵。
  
“政教分离”思想的先声
  
  那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年代,因为法国对新教徒的迫害,加尔文流亡瑞士。他本想找一个清静的去处思考和写作,然而,他留在了日内瓦。这是一座勇敢抗击专制的城市,但也是一座充满罪恶和放荡的城市。到日内瓦后,加尔文首先着手以新教信仰的原则教导日内瓦人,他为此起草了一份信仰告白。
  此后,他向日内瓦议会提议对教会进行四项改革,其中最核心的是圣餐资格问题。加尔文主张教会有权力不让仍然过罪恶生活的人参加圣餐,并且教会有权开除他们的教籍。这引起了轩然大波,此事导致两个新教牧师加尔文和法雷尔一同被逐出日内瓦。
  由此对圣餐问题的严格态度,可以看到在早期历史中,新教先辈们十分重视信仰团体的纯洁。
  此次加尔文之被逐,其实还涉及到一个更要害的问题。那就是,在开除教籍的问题上,加尔文其实是在主张,这是一个信仰问题,教会有权独立处理,而代表日内瓦政权的议会当局不应当在这此事上越权。
  近代有学者指出,在世俗政府权力范围的终点,信仰发挥影响力;而在信仰止步的地方,世俗政府行使它的权力。这就是英美近世以来重要的“政教分离”思想。在日内瓦教会改革过程中,加尔文在圣餐、开除教籍等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其实是“政教分离”思想的先声。  
然而,我们要看到,与欧洲许多其他地方一样,由于刚脱离当时政教不分的天主教,即使在新教国家,人们建立的还是政教合一的政权。也许加尔文的日内瓦改革也具有这种局限性,但是他“政教分离”的原则既已确立,此后英美政治变革的进程走向完全政教分离已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  
  
塞尔维特事件
  
  提到加尔文,当然免不了要提到火烧塞尔维特事件。得益于本书,我谨慎提出如下几点看法:  
  首先,判决塞氏死刑的权力不在加尔文,而在日内瓦小议会手里。此时正值加尔文在与放荡派的斗争中失势,并且放荡派在小议会中占上风,他们甚至想利用塞尔维特打击加尔文在宗教上的权威。本书显示,小议会对塞尔维特迟迟不判决,而加尔文一度甚至做好了从日内瓦再度流亡的准备。
其次,塞尔维特并非因其“科学”而受迫害。他是作为一个想在宗教领域独树一帜的人,与加尔文争锋的。塞氏观点挑战基督教传统的根本教义,否认三位一体,此惊世骇俗思想导致他被定罪。  
  再次,火刑当然应当受到谴责,不过那个年代的欧洲对异端普遍敏感,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上白纸黑字写明,否认三位一体的刑罚是死刑。而在新教的日内瓦处塞氏以火刑之前,天主教当局也已判定塞氏火刑。对塞氏的判决,放荡派掌权的小议会征求了瑞士众多城市的意见,它们的回答都是严厉的火刑。如果我们能在那个时代特殊的背景中看这个事件,也许我们的观点会客观一点。  
  今天,在塞氏赴刑的山坡上立着一块石碑,那碑系由多年后跟随加尔文的人们所立,碑上用法文刻着下面这段文字:“我们是改教者加尔文的忠实感恩之后裔,特批判他的这一错误,这是那个时代的错。但是我们根据宗教改革运动与福音的真正教义,相信良心的自由超乎一切,特立此碑以示和好之意。1903年10月27日。”
  
为此教义而生
  
  作为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一生致力于基督教教义的阐述,回忆自己青年时代那次突然改变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开始在追求走自己的道路,一种完全不同的教义传开了,这不是要带我们离开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是将我们带回到基督教信仰根基的教义,是要除去渣滓回到当初纯洁的教义……”对于这次的突然转变带给他的改变,他评论道:“我即刻之间燃起强烈的愿望要在真道上长进……”可以说加尔文的一生,从来没有失去对教义的这份热情,他的一生都为此燃烧,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加尔文说:“至于教义,我一直忠心地教导,……这是我尽了我的能力尽了我的忠心所做的,我向此教义而活也为此而死……”
  
加尔文的遗产
  
  加尔文生命的晚年充满了苦难,然而,因着加尔文的改革,日内瓦由一个罪恶之城,成了宗教改革之城,日内瓦大学更成了“自使徒时代以来世界上最完美的基督教学校”,由此走出无数的学子,带着革新的教义,前往欧洲各地,推动宗教改革。
  加尔文在遗嘱上要求:“我的遗体……按常例下葬,直等到复活之日。”本书写道:“他的墓地里没有他的墓碑,没有墓志铭,不久,日内瓦就无人知道加尔文的遗体下葬何处,至今也无人知道。”
约翰•派尔帕说:“加尔文一生致力的目标,即教导人,让人知道人生首要的目的应该是热心彰显神的荣耀。”  
  布鲁斯•雪莱的《基督教会史》认为:“加尔文宗强调上帝的主权反过来产生出一种特殊的国家观。路德倾向于认为国家至高无上。”所以路德宗的德意志各公国的统治者们常常有权力决定自己臣民的信仰。雪莱评论道:“但加尔文教导说,没有人——无论是教宗还是国王——可以要求绝对的权力。……加尔文宗反对君主施行独裁的思想是现代宪政得以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历史学家菲利普•沙夫在《基督教教会历史》中说道:  
  “加尔文成为历史上最英勇的法国胡格诺派、荷兰伯格派、英格兰清教徒、苏格兰誓约派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清教徒前辈移民之父,他们都以为了良心自由的缘故可以牺牲世界上任何东西而闻名于世。
  “由加尔文的纪律所产生出来的此种精神从法国传到荷兰,从荷兰延伸到苏格兰,并且以其一贯的新教自由的力量,在这些土地上延续。同样是此精神激励起最早期的清教徒,这一精神贯穿于后期的英国清教徒之中,弥尔顿,欧文、巴克斯特就是其中的一些典型人物。
  “此精神武装起了英国议会来对抗查理一世,激发起了克伦威尔将军的辉煌胜利,更成为推动五月花号上清教徒移民先辈们的动力,将文明的种子第一次播种在西方那片新大陆上。”

  加尔文的思想影响了无数的世代。相信它还将影响当代和未来。
作为对加尔文思想的一个系统而深入的阐述,在这里很乐意把附录的《加尔文主义讲座》介绍给读者。作者亚伯拉罕•凯波尔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和神学家。在这个系列的演讲中,作者以加尔文主义为新教出色的代表,认为它有资格与多神主义、天主教等并列为影响人类生活的生活体系,并且因为其年轻和独特,此一生活体系拥有充满希望的未来。

(《加尔文传》,作者:茜尔•凡赫尔斯玛{美国} 译者:王兆丰,定价:26.00元 华夏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