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美国的文化鸿沟

熊 璩  
  
“对历史的解剖将会发现,所有伟大的国家都是自杀死亡的。”──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

一、引言

2004年8月初,美国《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网站,就“美国是否已经放弃了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难道还有希望吗?”的议题,进行讨论。该网站分两天刊登两篇文章,一篇是由明尼苏达州名牧安得森(Leith Anderson)写的,题目是:“稳定的基督教影响”。主要是说,虽然形势险恶,但从几次灾难性的事件中可以看出,美国还是一个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

另一篇是北卡州改革宗神学院著名神学教授布朗(Harold OJ. Brown)写的,题目是:“一个转向异教的决定性转变”。主要是根据近年来美国联邦大法官,对堕胎、同性恋,和其它问题在宪法解释上的转变,看出美国文化环境急速朝异教转向。

这种对文化的争论,已经在基督教界热烈地讨论了好几十年。这两位深负名望的福音派人物,不约而同地投稿,发表了两篇相反的意见,正反映出教会内的不同的声音。

到了2004年11月大选以後,看到美国地图上,“红色州”与“蓝色州”的分布图,美国文化环境两极化的现象就更为明显了。特别是因著共和党选举上的胜利,许多关心美国前途的基督徒都兴奋地认为,这是扭转文化的大好时机,应当更积极推动传统“核心价值”,使之落实在社会与政治上。

在我们兴奋之先,让我们先思考一下近廿多年来的历史教训吧!

二、“道德多数”的历史教训

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说,我是个历史迷,我相信历史会重复上演”。

1980年,法威尔牧师(Jerry Falwell)等人,成立了“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组织,用“宗教右派”的旗帜,参与美国的选举政治。

他们支持保守的候选人,拥护恢复学校公祷,教导创造论,反对平权立法,反对同性恋的权益,反对堕胎。

当里根大获全胜,当选为总统以後,保守的基督徒们第一次体会到了,结合“信心”与“政治”,用选票所产生的力量,是何等可观。“道德多数”运动由此诞生,“宗教右派”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1989年以後,“道德多数”组织被罗伯森(Pat Robertson)所领导的“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所取代,运动照旧。

但是好景不常。经过了新自由主义的克林顿总统八年的统治,和政坛多次的政治和私人丑闻之後,保守势力在美国政坛一蹶不振。尤其是在弹劾总统的议案失败以後,宗教右派大为震惊,发现自己并不代表多数,反而是文化环境中的少数。并且他们发现,就算把保守的政客拥上了政坛,也无法促成任何实质的改变。有些人于是心灰意懒。

1999年2月,与法威尔牧师协手创立“道德多数”的魏瑞奇(Paul Weyrich,“道德多数”的命名者),写给他“通讯”的读者说:这场“文化战争”已经失败了,这个失败是政治上的失败。而政治所以会失败,是因为美国的固有文化破产了。

他认为,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外来)意识形态挂帅的社会,“政治正确性”几乎成了新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历史上,人们第一次开始担心自己说什麽,提醒自己如果说得不合乎“政治正确性”,就会被人指为“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恐同性恋症”,“没有同情心”,或者“论断人”。并有可能遭受法律上、政治上的困难,有时甚至会因此失去工作,或被赶出学校。

他呼吁他的读者从这个文化的泥沼中分别出来,不再受其污染。

两个月後,前“道德多数”的两员大将,政论家汤玛斯(Cal Thomas)和道布森牧师(Ed Dobson),出版了《被权力蒙蔽》(Blinded by Might)一书。他们不但宣告这场“文化战争”已经失败,他们更宣称,“宗教右派”所带来的灾害,远大于它的好处。

道布森牧师说:“我们把福音政治化了,成为右派基督徒就等同于认同共和党。”汤玛斯认为,把“尊重生命”(Pro-Life)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是错误的。右派基督徒忽视了从事正面的反堕胎行动,例如帮助单亲母亲找到居所,或找到工作。

他们呼吁“宗教右派”要“放下武器”,不要对政府有太多错误的期望,因为政府不但无法要求人们的道德,而且政治只能污染信仰。

他们呼吁基督徒们把精力放在效法基督,爱仇敌,宽恕人上,用个人的生活行为来影响文化。他们认为基督徒的影响力不该是投票所。历史证明,每当教会与政治权力挂钩的时候,就是忘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是从内而外改变世界的。

这三个人的想法正确吗?从2004年底的大选看来,我们又好像回到了1980年底。只是当年还没有文化两极化的现象。历史的巨轮是否转回来了?我们可以从这段历史汲取什麽教训呢?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历史性的人物。

三、卡尔.亨利(Carl FH. Henry)的提示

2003年12月7日,卡尔.亨利(Carl FH. Henry)以九十高龄去世了。他是廿世纪对基督教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所在的环境,和他一生的奋斗,都给了人们很大的启发。

自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後,基督教逐渐从欧美高等学府退却。保守的基督教信仰已经逐渐被精英社会视为迷信、落伍。

在美国,特别是从1925年“猴子讼案”(Scopes Trial)以後,福音派基督教一方面受到泛科学主义的排挤,一方面受到自由神学的威胁,因而处于“被围困心态”,积极与世俗划清界限,退出文化主流,且有排它心态和律法主义的狂热。麦金泰(Carl McIntire)可以作为当时这种“基要主义”的代表人物。

卡尔.亨利看到了基要派的一些严重缺陷:律法主义的圣洁观,不信任高等教育的反智倾向,不能忍受任何对圣经作批判性的研究,热衷于在神学问题上攻击异己,对不同教派的人抱著狭隘论断的态度,对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不经思索地认同,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又不经思索地拒绝。

1947年,卡尔.亨利发表了他第一本书,书名是:“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他先知性地指出:我们应当把信仰、教条的根基,建立在圣经上(以别于教派上)。因此自由神学是一条死胡同,离开基督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人类没有前途,教会无法离开圣经的教训去推动社会改革。

另一方面,他认为福音派基督教已经与现世脱轨,没有去面对社会与文化中紧迫的伦理议题,造成教条与伦理的脱节,好像耶稣基督对人类文明的疾苦没有答案。

卡尔.亨利的警钟,敲醒了许多基督徒的迷梦,深刻地影响了一批廿世纪的基督徒领袖。他 “在福音上合一”的呼声,一方面遭到基要派的攻击,一方面显明他先知性的心怀。他可以说是第一个定义“福音派的心智”(Evangelical Mind)的人。这种心智包括三个方面:

1.福音派不是反智的,而且寻求与当今世界对话。严谨的学术研究,和对真理批判性的寻求,是合理的。我们可以宣告一个符合历史轨迹的正统信仰。

2.福音派注重“彼世”,但也要参与“现世”。福音派强调基督徒的世界观、社会参与,和普世宣教。“上帝国度”的观念,包括“现世”与“彼世”。我们要使用神国度的伦理观,来解决现世社会伦理的挑战。卡尔.亨利认为,放弃福音来改造世界,就等于放弃基督;放弃对社会的责任与改造,也等于放弃福音。我们正确的方法,是用圣经的世界观,来面对这个世界的需要和恶势力。我们唯一的路,就是将世界观建立在圣经和基督十字架上。这世界观提供了救赎的框架,成为苦难中世界的希望。

基本上,卡尔.亨利认为,心灵问题是人类一切问题的根本,因此圣经的原则是切合我们的需要的。

3.福音派不是分离主义、律法主义或基要主义。我们应当站在一个共同的信仰核心上,加上纯净、圣洁和有信心的基督徒生活,在教育和宣教上合作。

福音派最好的特徵,是一个平和的、满怀希望的心灵。我们应当用忏悔的心和灵里的更新,而不是自以为义的态度,来参与政治、社改、传媒和高等教育。

卡尔.亨利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今天有许多共同点。只是今天的人本的(Humanistic)自由主义思想,比当年更为普及。而今天许多宗教右派所表现的自以为义和论断人的态度,亦不亚于当年的基要派。唯一不同的是,宗教右派更积极参政,与政党挂钩,用政治旗号来判定人信仰的纯正。

卡尔.亨利所阐明的文化使命,正是耶稣基督大使命中重要的一环,也是原先上帝对亚当的要求,即命令他管理这世界。

四、文化的鸿沟与行为模式

常常会读到一些统计数字,说美国相信有神的人超过百分之八十,自认为是基督徒的有四分之三或三分之二。我们或许会因此以为,美国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但同样地,如果我们去问一个中国人,他是否尊崇孔夫子,我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会说:是的。如果我们观察中国人的言行,我想三分之二以上,是没有按著孔老夫子的教导来生活的。但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的言行,才反映他的世界观,才反映他真正的信仰。

汤恩比说,文明是由少数有创造力的族群带动的。这些有创造力的人,往往是社会的前瞻人士。这些社会精英掌控著舆论、教育和视听。近年来,基督教的世界观,在社会精英阶层已经被边缘化。人本的自由主义思想,已经在(向上)移动的族群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我们只要收看影视,翻开报刊,就不难看出这个倾向。保守(有传统核心价值观)和激进(人本自由主义、无神论或不可知论)两个阵营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文化鸿沟。

激进阵营的议题和价值观念带著动力,深深地影响了整个社会走向。南加州巴拿社(The Barna Group)的统计发现,在行为和离婚率上,上教会的人与不上教会的人没有差距。就算这个数字有一定的误差,也仍可显示,文化的鸿沟甚至不能用上不上教堂来分野。也就是说,宗教信仰并不再能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模式。

我们因此可以说,基督教的传统价值在日渐式微。无论在教内,还是在教外,宗教信仰只不过是个人私下的偏好,与我们公开的行为、选择没有什麽关系。许多上教堂的人,虽然还保持了一套基督教的术语和仪式,但其内涵却已经被“外面”的世界观同化了。

真正影响人选择的其实是一种叫做“接纳圈”的东西。凡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的论点,人们一般不加考虑就接受。在这个圈子以外的,不用考虑就可以拒绝。

这个圈子就是一套世界观。今天在社会上有势力的,是一个深受精英掌控的世界观,也就是人本的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凡是世界观都带有信仰的成分,关系到我们的目的和价值。所以,布朗教授所说,美国已经决定性地转向“异教”,并不是无的放矢的。

五、我们有何因应之道

纽比金主教(Bishop Lesslie Newbigin, 1909-1998),在三十岁(1939年)时,被“联合改革宗”派往南印度作宣教士。当他六十五岁(1974年)回到英国伯明罕时,他惊异地发现,自己回到了一个比印度教更难传福音的文化环境,回到了一个陌生的异教文化。

在印度,他需要思索用印度教徒能够了解的方式,但又不缩水地传递基督的信息。他所遭到的是反对,是压迫。回到英国,他发现还得用一套不同的语言,来与新的英国文化对话。他所遭到的是白眼,是藐视,和更深层次(真理观与价值体系)的拒绝。

如何向这个西方的异教文化传福音,培养人真正的作主的门徒,可能是今天基督教最大的挑战。就像许多人所说的,美国文化已经进入了“後基督教”时期。文化的鸿沟不但存在,而且或许就存在教会和家庭中。在我们把矛头对准别人以前,我们更应该自我反省。

卡尔.亨利指出了基督徒应当正视文化的需要,传承文化的使命,而不是自外于文化。纽比金主教更进一步点出了问题所在。美国(和西方世界)今天所面临的是个多元的异教文化,这个文化有现代主义的色彩,也有後现代主义的色彩。

虽然本文所讲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环境,但其实它对海外的华人社区,和华人教会还是非常贴切的,尤其是针对华人教会的下一代。那麽,我们可以做些什麽呢?

首先,纽比金主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当他在异文化的印度传福音时,他尽量寻求对话,甚至常常到印度庙里,去了解他们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他没有用一种定罪异教的态度来宣扬基督教。

他一方面用对方能够理解的方式,向他们传讲基督的救恩,一方面却并没有把基督教掺水,以方便地融入印度教的文化中。

我们也可以用这同样的原则,来面对今天的异教文化。不要总是抱著自以为义的态度去论断人,要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在对话。

我们要积极地寻求对话,而不只是定罪、批评。例如,我们尽可以就堕胎问题,或同性恋问题,敞开地对话,寻求了解,探讨人类共同的需求,和我们共同的残缺。因为,这些既然是心灵(不只是道德)的问题,圣经既然是上帝对人类的恩言,我们必然会有共同的语言。

反过来说,一般社会所关心的社会公义、环保、个人自由,等等问题,我们也可以由对话,由圣经的原则来思考。

笔者深信,我们的态度,和如何将真理应用在今世的切入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必总是带著受威胁的心情来面对当今的世界,在排斥与接纳异己之间,需要的是一个谦卑、开放的心灵。这种对自我的反思和讨论,也应当尽速在基督教的园地里展开。

再者,我们要回到圣经的中心思想。纽比金主教提醒我们,有些人总喜欢在信仰上划圈子、分界线,而基督教最重要的是它的中心信息,而不是这些不同的标签,不同的门户。让我们在信仰的中心上合一,在传福音和文化使命上合一。在历史上,什麽时候基督徒被上帝的爱所激励,带著忏悔的心彼此接纳(而不是彼此批评),什麽时候基督教的信仰就有了活力,也就能够对现世有正面的影响力。

除非基督徒重新渴慕上帝的话语,把重心放在完成祂的使命上,否则就没有一个持定的方向,也不能体会上帝的心情。一个纷争的家庭,是没有凝聚力的家庭,也是一个无力向外的家庭。

再次,基督徒不一定就是共和党,也不一定不能是民主党。政教分离的原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观念,我们不要在基督教的伦理观与任何政党间划等号。也许有人觉得坎坡娄(Tony Campolo)的作法不符合传统,但是他确实是一位客观、诚恳的基督徒。在《耶稣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一书中,他指出,两党都有些政策是符合圣经原则的,两党也都有些政策是不符合圣经原则的。

再次,多元文化的一个後果,就是信仰和道德的私有化。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话,我们不要把自己的道德观念强加于别人身上。政教分离的原则是制度上的,不是伦理和道德上的,一个社会最高的道德原则不可能只有彼此容忍。没有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是能够道德中立的。

只是,我们还是要寻求对话,不要只用政治立场来贴标签、戴帽子。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不必要彼此攻击、谩骂。

从这次总统选举以後,人本的自由主义受到挫折。这或许表示,在这多元的文化气候中,已经有人对那种将自由绝对化的主张产生怀疑。後现代的心灵没有现代主义的包袱,他们或许更能对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更能够客观、真诚地寻求文化困境的出路。我们对这个新兴族群对话,更需要寻求了解,寻求交集。

当耶稣基督复活,托付大使命的时候,祂首先面对的,是恢复门徒的信心和爱心。在祂托付彼得看顾祂的羊群以先,祂重复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因著这个爱,彼得才能在晚年的时候要求长老们做群羊的榜样,而不是要辖制羊群。

这是加略山的爱,是十字架受死的爱。让这个爱带领我们自省,让这个爱帮助我们多谦卑、少批评。让这个爱带领我们宽恕,让这个爱打开我们狭小的心胸,让这个爱使我们更能去爱人,更能够在传福音和文化使命上与其他基督徒同工、合一。

因为,除了基督的爱,我们没有什麽别的可以夸口的,也没有什麽可以给与的。

原载《举目杂志》17期(200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