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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文化与宗教的对话

作者: gospelpsycho、慕陶 (基甸整理,有删节)

最初发表: 信望爱BBS



主题分类:思想文化

〔gospel〕

  其实,对平等公义自由这最基础的原则根本就是十分的含糊,实因在
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最高境界乃天人合一的浑然一体,这天没有位格,
是对自然界的最高礼敬,因之天人合一的最终结果,是从灵界中回到自我
的「人天合一」。天未曾回答关於公义自由与爱的答案。这正是中国法治
不易建立的原因。  五四时代引进科学与民主的滥觞,却忽略了基督教
信仰中最重要的前提--自然界之上有一公义并爱的上帝,人最高境界非与
天合一,而是去识得此上帝之公义与爱,并以此来界定世间公义,自由,
与爱的法则。

  历史上最重要的建立民主法治,与争平权的领导者,也都不讳言其基
督教信仰的影响力。

  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建立民主与法治,从中国文化溯源,或从天人合一
的自由心证中溯源,找不找的到答案呢?

〔psycho〕

这一点是所有从『纯粹思辩』到『实践』的过程中最容易产生的冲突。因
为我们可以在纯粹的思辩上以完美的思考模式建构一套缺失非常少的伦理
体系,例如慕陶兄在前面的post里提到的有关民主的伦理修养。但是,一
但到了实践的范围,我们立刻会有无力感,因为我们往往没有办法同时兼
顾所有的理念,而且和我们一起共事的人可能只在a理念上认同我们而b、c、
...却和我们完全不同,这要怎麽办?所以我想到议事规则中,『逐案表
决』的意义。今天我们想去旅行,有四个地点可以选,这时最合理的程序
是,一个一个地点拿出来投票,逐案打消,有那个案通过便形成共识。

这种方法的精神是『社会细部工程学』的精神,亦即,我们完全承认我们
做任何事的有限性:今天我争言论自由,可能我就无意违反了女权;今天
我争女权,可能又无意违反了艺术的自由。我虽承认这种有限,但是我强
调『现在』我们一次『只』解决一个问题,其他的错我承认,但我们现在
只要集中火力解决一个问题,这问题处理了我们再好好面对另一个问题。

否则,如果我们总是想一次处理所有的问题,那後果一定造成『整体主义
的迷思』,亦即,假设今天出了个争民主的人,你却说他离过婚花花公子
又不专情所以不支持他;又假设今天有人争女权,你却说他不懂文学艺术
没有水准而不支持。这种类似的整体主义迷思充斥在我们的社会,而且在
这个bbs上也是非常盛行的。

许多制度的形成背後有一定的文化精神来支持,而在西方文化中,宗教信
仰的内容往往决定了许多文化精神的重要因素,所以马克斯韦伯才会把资
本主义的精神归之於基督新教的伦理,而且我们从韦伯的内文中明显可嗅
出他非常不喜欢基督新教的教义,只是,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因素的重要性。

那麽,即使知道西方一些重要的文化精神,我们也不必因此去决定要不要
相信某个宗教,这正是我一再强调的,『个人修养和社会公义不能相互化
约』,对个人最有意义的和对社会最有意义的是完全独立的,我可以是永
远的佛教徒或无神论,但是我了解基督新教在社会公义所需的文化精神上
的重要影响,因此,我可以想办法去学习这些。学习的方法是个复杂的问
题我在此无法讨论,但是我的理念主要是同意韦伯和林毓生教授所提到的
『创造的转化』。

〔慕陶〕

对不起,因为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所以插个嘴,可惜时间不够,很难畅所
欲言。首先讨论曾兄的反例。韦伯讨论基督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时候,很
刻意的区分了犹太教、天主教与基督新教三者,并且强调是基督新教最能
促成一种现世禁欲与营利的心态。就此而言,东正教大概不能得到基督新
教这方面的好处。衣索比亚的情形我不了解,只记得他们中有些人据传是
犹太人,信奉犹太教,和基督新教也太不相同。当然,除了宗教信仰的不
同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可能影响到社会发展,包括地理、政治、国际环境
、人口等多方面因素。由於我不确定作为实体(entity)的上帝是否存在,我
只谈上帝「概念」与基督新教教会的作用。我的确相信上帝概念具有阿基
米德的「立足点」的作用,足以改造这个世界,把人类历史推向全新的境
界。人不易为自己的存在定位,他们不自觉地在动物性存有与某种超越存
有之间摆汤,而对上帝的集体信仰则强有力地使人能够摆脱那种足以使文
明停滞的动物性存有,在人们努力在自己身上加装神性特质的时候,他们
也正在为人类的文明创造新境界。教会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和上帝概
念的作用分开来。教会固然对於塑造集体信仰有莫大作用,但是教会同时
也在塑造一种高度自律的个人及高度凝聚的社区。类似古中国这种庞大的
帝国,又是采行文官统治的郡县制,很难促成人们的自律习惯,也无法打
破家族势力而塑造凝聚力强的社区。教会却可以透过提高社区成员的互动
频率与传道所带来的高度共识凝聚社区,还可以靠著这种社区来督促自律
。尤其以清教对於自律特别讲求 (所以说他们是禁欲的伦理,当然,时至
今日这种伦理已经大不如前) ,教会要求信徒以一套中心理念贯穿生活的
全部面向,而且全面地做到纪律化或方法化 (Methodist)。此外,我对於
「祷告」这种仪式的作用也非常在意。我相信祷告的确能使人形成内省、
与自我沟通的习惯。同时,我还认为,透过内省的习惯有助於人对他人的
理解与宽容,因为内省能使人看清自己内在的问题,相对的也比较能谅解
别人。

说到这里,也许可以稍微讨论一下关於基督教与「宽容」的关系。一般说
来,旧约圣经所显现的神是比较严厉的,而新约圣经才出现了比较多谅解
、比较强调爱心的主耶稣。在这种略显矛盾的教义之下,基督教究竟是使
人变得更宽容,还是变得比较严厉。我觉得,他们在教义上的矛盾实际上
也显现在他们的社会性质上,换言之,信徒本身也出现了宽严间的不一致
。有时候他们颇能表现宽容的特质,有时候他们又趋於严厉。当西方文明
的钟摆摆向希腊理性化特质的时候,宽容的特质就能充份显现 (而这并非
与基督教伦理无关) ,否则他们就倾向严格。他们的严格促成自律与高生
产力,宽容则促成民主化。不过,事情可能并不只是这麽简单,民主化可
能伤害他们的自律能力,而终久会伤害到整个社会力。以上是一时杂想,
很多大胆假设,不妨交换一下意见,也请虔诚的基督徒不要见怪。

在我看来,韦伯对基督新教教义的态度是很矛盾的,既著迷又痛恨。我之
所以这麽说有几点理由。我先说旁证。韦伯自己就是个很清教徒式的人物
,他的一生,虽然曾经在精神方面出过问题,也据传曾经在感情上出过轨
,但是还是被雅士培这样的大哲视同几近人格完美的人物。此外,他虽然
在年轻的时候一度倾向他父亲,欣赏他父亲的精强作风,但是在他年幼的
时候,和成年以後的多数时间,他更欣赏他的清教徒母亲,他甚至在当了
教授以後还因为为母亲抱不平而把父亲气走、气死。据说他的精神病即与
此事件有关。也从这个事例,我相信他本身内在性格上就有著极深的矛盾
。再从他的学说来看,韦伯虽然提到资本主义的非理性渊源与非人性化
(impersonalization) 後果,但是他更强调西方文明的独特性 (很可惜他不用
「优越性」一词,这显示他的智慧与狡滑) ,并且强调此一独特发展与基
督新教伦理的关系。只是,他又时时回到唯物主义的立场,学马克思说话
。我不知道他最後究竟比较偏向哪一边,但是我确实认为他是个在性格上
与学说上都充满矛盾的人。

〔gospel〕

我相当信服您对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带出来的社会性质的分析。因您与psycho
均分析到韦伯,我便藉此提及我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

其实在西方,民主与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哲思。资本主义是寻求最大可
能的私利,民主是在寻求最大可能的正义平等与自由,这二者却成功的结
合在一起,致使民主运动中的理想性质不断被经济发展扼杀。儒家思想曾
鼓励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启蒙,基督教也是,但资本主义既能扼杀民主性格
的理想性,也就能扼杀基督教与儒家伦理,所以在资本主义体质下,一切
理想性的伦理与信仰,要有生机,都需经历一个新的诠释。西方有几个非
常重要的神哲学家,如马丁布柏,齐克果,田力克,尼布尔,卡尔巴特,
的确使基督教重更新,转向个人的默想,与对社会的理想性格,并使圣经
不再是古旧的说教。儒家一直也想这麽做,结果禅宗却更快复苏。所以我
的思考点不停留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文化哲思对社会体质的影响而已,
我更要问社会体质後来会不会扼杀文化之本?要如何更新?若真更新重寻
动能,其背後力量为何?还有最重要的,更新後的伦理是资本主义的附庸
,还是制衡的力量?是民主政治向理想状态的拉力,还是妥协者?这是我
对韦伯论持续的思考点。

我也很讨厌宗教以其一元化不宽容的态度,造成历史的浩劫。但依我看,
这不是宗教的问题,而是人类想用过分简单的方法处理太复杂的问题,必
然产生的结果,这种现象在任何领域任何时代都会发生,一样发生於笃信
理性的人身上。宗教从不允诺单纯易解的人生之迷,也不允诺及时速成的
答案,而且即或他给了某种关於爱或正义或生命或死亡的答案,人也非得
从人生与历史中经历这些答案的真实。人生真的很不容易,人类历史也是
如此,大概正是因为太难,所以总有人以公式来简化它。其实民族情感,
理想壮志何尝不是如此易陷入陷阱。台独统一的争论,有时正是如此呢!
至於说知识份子到底需不需要宗教?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宗教,因为每
个人都有其关於人生观价值观与生死观的印象,这正是宗教,因为它无法
实验,只能经历,活给自己给别人看!这就是所谓的信心吧!如果一个人
以功利与世俗为他的宗教信仰,他可能会因煽动出来的爱国情感杀人,也
可能不杀什麽人,但也无法抗拒小恶,行不出小善来。

最後以psycho的名言作结,个人修养与社会是不能化约的,以群体的方式想
宗教,是另一种整体主义的迷思。它显然需要更多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的方
法引用。

〔慕陶〕

我对宗教(至少是某些宗教)的看法比较正面。关於欧洲中古时代是否适合
称为黑暗时代,各时代有不同的看法。十八世纪理性主义时期,喜欢把中
古时代称为黑暗时代,中国在五四运动时,也把欧洲中古称为黑暗时代。
但是现在史家并不常这麽说。而且,中古时代的负面性质究竟源於其封建
体制与其相关经济结构,还是该归咎於宗教,还难分清。而即使宗教在当
时发生了负面作用,但是它也可能在事後产生正面作用。这两者并不矛盾
。我们也不宜忽略这种可能性。反之,我们今天对传统中国持非常负面的
看法,也可能它现在正在承担过去某些优越性的副作用呢。

中国在宋代国势积弱不振,但是在文化上表现并不差。元、明两朝在文化
上可能是无足称述的时代,但是这时候的中国宗教气氛并不浓厚。

宗教有多种不同的性质,其作用也不宜一概而论。重要的是,我们实际上
可能逃不了宗教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应该是最反宗教的了,但
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它却也是一种造神运动,是以某种信仰取代另一种信
仰。可惜的是它似乎过於粗糙,副作用过於钜大,终於难以长久,同时也
害苦了大家。

〔psycho〕

  基本上我觉得你的讨论是有相当大的道德热情的,但是,我有些问题
还是得请教一下,这无关宗教信仰,我自己也没有信任何教。

(当时的psycho还只是个“学佛”的网友--基甸注)

今天让我用最夸张的假设:西方文化中一切的恶都是基督徒表现的,而宣
称反基督的人往往表现出更多的善。

我们讨论文化的精神时,基本上要注意「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不能相互化
约」,今天即使像我那麽夸张的假设下,我们看到的是「基督徒在社会系
统上的表现」,而且看到「反基督徒在社会系统上的表现」。但是,反基
督徒终究只是宣称反基督,如果我们发现他的基本思想受到基督教的影响
很大,这又该如何看待?也就是说,很可能有这种情形:虽然,基督教的
教徒表现的很差,但不信基督的人却从基督教义或文化中继承了许多善的
精神。因此,我们在表象上看到了反基督的人为善,但驱使他们为善的精
神却来自基督徒。

这种讨论文化的方法我认为才能避免许多混淆,不然,如果我们看到「全
盘西化论」的人,会以为是太过强调西方文化造成的吗?事实上这些论者
却是『受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而中国文化一再强调是以儒家文化为尊
,事实上却是执行了根据法家思想而来的政治伦理。

所以,宗教即使在教义上主张单一化或排斥异端,但『被宗教文化影响的
人』可不见得会吸收这方面。在我和慕陶兄对韦伯的「基督新教伦理与资
本主义的精神」的讨论中,我们和非常多的社会学家都是认为宗教的精神
对西方社会由古典的自给自足转化到现代的资本主义作风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和你看到的基督徒或我最夸张的假设中的坏基督徒都无关。

我们分析宗教的影响不等於信那个宗教,而宗教精神的影响我们也不觉得
只是「要或不要」那麽简单。在社会系统中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宣言我们不
要宗教,或我们不要传统文化,然後把那些人痛批一顿。实际上我们却可
能完全的接受了这个宗教或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而不自知。

〔慕陶〕

对於「自律」的问题我非常重视,我以为那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所
以想再和你谈谈,就你的意见提出一些看法。我想,我们之间可能对於自
律的重要性有相当分歧的看法,你似乎并不欣赏「自律」这个概念。一个
世俗化、功利化、民主化、多元化的社会可能才是你所偏好的模式。但是
,依照我的想法,缺少了自律,我们恐怕只能得到混乱或专制的社会。这
点说来话长,暂且不谈。不过,我愿简单指出,大家对於政治现况的不满
,根本问题岂不就出於官员或执政部门的成员欠缺自律,以致於官员无法
表现出效率、清廉与公正性吗? 也许有人宁愿依赖制衡与法律,而仍然厌
恶自律的概念,但是制衡与法律的背後如果没有自律作为基础,就都将成
为空洞的形式,里面会隐藏著无数的弊端。如果自律确有其重要性,剩下
的问题就是如何塑造国民的自律习性。对此我并没有什麽成见,虽然我指
出西方人的自律与其宗教有关、日本人的自律与封建武士统治有关,我却
无意强调我们也应该依赖宗教来建立自律习惯,更无意借助另一次的封建
武士统治来达到目的。如果我们能够经由宗教以外的途径建立良好的自律
习惯,譬如经由教育来强化自律习惯,我倒不会坚持依赖宗教的力量来达
到目的,但是我有点悲观,我担心教育在这方面的功效有限。当前的教育
体制愈来愈弥漫著自由主义的气氛,学生在学校学习到自律习惯的可能性
也就愈低。对此,我觉得我们对自由主义似乎需要做适度的定位。我自己
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更不是浪漫主义者,如果我有某种特定意识型态,
大概比较是理性主义 (但也不尽然,因为我也有点偏好人文主义,而理性
主义有时候则显得太过冷硬了一些) 。但是不管个别人的态度是什麽,基
於责任政治伦理,我们如果不在自律与自由之间有较显豁的交代,恐怕有
许多青年学子容易迷失了自我,也贻误了全体。

我赞成社会应该走向多元化,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致力於社会的整合,这两
者应该是矛盾而相成的关系。西方的多元化并不是单纯的人与人的分化,
它仍然有一些基底的共识,即自律、自尊与尊人,除掉这些共识,它的社
会将不再有基本的秩序可言,更不用谈繁荣与进步了。中国社会还缺少这
些共识,只好借助较专制的手段来维持秩序,但是却因此牺牲了民主与人
权。总之,怎麽样才能建立一个可欲的社会,我们还有得讨论的。

〔gospel〕

拜读诸位高手的意见,收获甚多。

我写此论点,其实更多是关心中国与台湾的未来。在大陆,现阶段反中国
文化的风气甚盛,原因是看不见民主的出路,而商业开发中,又太多乱象
。六四以後,许多流亡者到欧美,都惊异於另一个文化体系背後的力量。
因此对基督教很有好感。至於台湾,这十年间本土文化浪潮帜盛,禅宗思
想大兴,我相信除了台海关系改变导致寻根以外,也是因儒家面对民主制
度力不能胜,禅既适宜都市,也适宜相对性的思考,因它的本质是自由心
证的。当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冲击间,杜维明说儒家要再创造以适应现代
化,结果是禅转型成功。禅对台湾的未来究竟是好或不好?当大陆的学者
悲叹於中国的苦难是源於没有超越的上帝台湾却讲究人人皆可为神的思想
体系,实在差距很大!有太多有识之士直言台湾只有经济,缺乏文化思想
之根,现在还来得及建立吗?禅是答案吗?

截至目前,诸君是讨论著伟伯或基督教与西方文明,我想向各位讨教基督
教在大陆兴盛禅在台湾兴盛的可能未来。我的问题仍集中在有一超越者,
与天人合一的浑然自由心证之间的差别。这最终涉及宗教,也是情非得已
,因这两者都不单纯是哲学,敬请见谅!

〔psycho〕

这个问题太难了!.....:)

不过,我想提出另一个社会系统的问题。在我的理念中,「社会系统和文
化系统不能相互化约」,所以我先分清楚你这个问题的社会系统层次。

我们都知道,西方文化在基督新教前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发
展是差不多的(甚至更差),问题是为什麽他们突然突飞猛进了?

而韦伯精微的对新教伦理精神的分析是一个「文化系统」的答案,而我们
可以问一个问题,是否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有一种互动的因素使那种基督
新教的教义得以产生?

对我而言,我想到的是当时西方的社会经济系统和中国相差太大了,可以
拿来对比的时代是春秋战时代,在这种四分五裂,各自竞争而又得互相合
作共生的情况下,也许比较会激汤出一种特别的思想体系。

中国文化思想最伟大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我相信多半的因素是特殊的
社会经济因素所造成。而相对於西方资本主义时期,中国文化却在相反的
社会经济背景中缓慢成长,也许这是近代中国苦难的根源。

我可不确定这种想法是对的,只是我想在文化系统外,特别再注意一下社
会系统的变项,这还得期待大家的高见......:)

禅是答案吗?我想『禅』可能不容易。

现在假设我完完全全不懂「禅」的意义,根据我的思辨,我只看看禅的精
神表现在实际社会文化上的意义。

「禅」从他自身的概念而言,他是一种「反智论」的,请注意反智一词是
没有贬意的。例如,相对於朱熹的「格物论」:穷究事物之理,这是一种
「主智论」,而王阳明的「正其不正」便是一种「反智论」。在此「智」
的意义是,由下而上,先在形而下的层次多做苦工,便自然能在形而上的
层次发扬。但反智论者却认为直接在形而上的层次达到正途,自然形而下
的层次会一一解决。也许到此大家己经发现我描述的反智论和「顿」的禅
是相当接近了(社会意义上的接近,我再次声明,我不懂教义)。

相对的,基督教的精神(和教义无关,我不懂教义)却很容易产生主智论
,因为他们强调个人自己接近圣经,假设圣经为真理,然後把圣经的每一
句话都诠释成合理的教义。这种工作事实上相当符合博兰尼和孔恩所描述
的科学。

那麽,目前我们的文化缺乏的是主智的精神或反智的精神,也许目前西方
是需要一点反智精神来避免太精锐思想造成的意义之毁灭,但在目前的中
国文化,不管是台湾或大陆,我想我们严重缺乏的是主智论的态度。这麽
说的理由是,我们太常看到中国文化表现一元论、整体论和泛道德主义的
倾向,这种倾向正是反智论过度的必然结果。

所以我虽然是同意宗教的精神终是会形成文化和社会的某种动力,可是就
基督教所产生过的社会意义和禅宗所产生过的社会意义而言,我想如果我
们台湾走向禅宗的精神的话,恐怕不大乐观。

这只是我个人浅见,请注意我完全不对任何宗教做价值判断,我也完全不
懂任何教义,我只是分析历史上宗教精神产生的社会意义而己,是否有问
题还请诸位同学批评批评。

第一篇post你提到的问题事实上就是如何让中国文化能发展出现代化所需
的精神,这,我除了死守「创造的转化」这观念外可就不知道下来该怎麽
办了.....:p ( 浅薄的冒牌思想家的悲哀:p )

另外一点是你坚持在文化精神上的提升,兼顾社会经济变项。这点我可从
来都是主张这样的,我以前有 post 过,我相信促使西方现代化的基督新
教伦理精神有其纯粹思辨和社经因素互动的历程。例如,『预选论』显然
是对上帝一定不可能改变其旨意的想法在纯粹思辨上推到极端所造成的结
论。而当时的社经情况也的确使这种教义更能吸引拥有新观念的人,两者
互动的结果才产生最後的资本主义精神。

所以我上一post只要要强调社经和思想因素互动的重要,绝对没有不强调
文化精神提升的意思...:)

第二篇提到的是我是否太强调经济面了。

首先,我强调的是社经的因素而不是经济的因素.....:) 第二,经济的因
素也不是专指有钱没钱,例如,中国史上最伟大的清圣祖康熙年间,人民
富有得很,但是那是一种锁国式的自给自足,其经济因素的意义和西方文
化是多个国家多种竞争的方式非常不同,和我们现在的岛国经济也非常不
同。

〔慕陶〕

如果民主是指人在政治结构中获得解放,那麽,资本主义的具体贡献就是
使得中产阶级获得了解放,也扩大了民主的根基,有了这项根基,此後的
全民民主才有可能逐步实现。当然,资本主义对民主的贡献可能还不止此
,因为社会的整体富裕程度及全民经济条件的改善都与此有关,而这些改
善了的条件也是达到教育普及、民智提升的关键因素,而後者进一步促成
了全民民主。简言之,资本主义可能提供了有利於民主化的重要社会条件
,两者间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结合。资本主义会不会扼杀民主的理想性质?
对此我并没有确定的看法,不过我不认为这会是个严重问题。我倒是另外
有一种较概括性的想法: 一切理想都不能从外在制度得到永久保证,理想
永远需要间歇地复振,否则就难免变成空洞的形式。即使是多数决、投票
选代表的方式也不保证能使得平等、自由的精神能被维系。正义能不能藉
由民主而得到伸张,而只能存疑。这不是资本主义与民主理想间的问题,
而是一切理想在任何客观情境下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要讨论儒家与禅都是大问题,实在很难下什麽评语或预测。我前不久在网
上部分地介绍了大陆学者刘晓波的著作,他可以说是彻底反传统、反儒家
的代表人物,他的基本论点是: 儒家所宣扬的是一种「奴性」人格,甚至
整个中国传统就是一种奴性化的传统。当然,他彻底反对这样的传统。对
於刘的观点,我会加以介绍,当然是因为我佩服他的一些见地,不过,我
恐怕绝不会像他那样彻底否定了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数千年的生活经验
完全是一场错误? 要做这样的断言,要嘛就是有无比的勇气,要嘛是出於
激愤之情。我倾向於认为刘氏两者皆是。儒家讲修身、进德,可能存在几
个问题,一是你所说的伪善,一是刘氏所说的奴性,再就是忽略结构本身
的运转逻辑。伪善问题我觉得比较不是那麽严重的问题。儒家教义本身其
实是非常反对伪善的,所以它说: 不诚无物。如果它还是被批评为容易流
於伪善,大概是因为它内在的人本精神所致。换言之,如你所说,儒家缺
少追求超越意义的教义,既只是为了现实人生,善就很容易成为手段。作
为手段,它就容易流於虚伪。不过,我仍然认为这并非逻辑上的必然。因
为儒家并非以追求个人利益为鹄的,善是以有利於集体为准据,相对於个
人而言,这种善仍然有某种超越性。我们在真实生活里看到的伪善现象也
许可以归咎於儒家,但是我倒宁可将此归咎於物质贫困所导致的精神坠落
或迫不得已。儒家思想的奴性问题,我也不尽同意。我以为,除非我们不
要社会,否则规范就是必须的。而规范非得内化於人,否则即不易落实。
就此而言,儒家所讲的修身、进德,未必有可议之处,如果还有可议,恐
怕是结构与个人之间存在永恒矛盾的问题。说这是永恒矛盾,不但是因为
两者间存在者不可解的冲突,还在於两者间必然的相互依存性。在我看来
,儒家的最大问题是在於它把人与人的关系定位为尊卑差序的关系。它不
是要求每个人都和其他人相互尊敬,而是要求某一方敬另一方 (另一方则
是爱护此一方) ,而某一方却无权要求被尊重。这就可能造成「卑者」的
奴化问题。我并不认为儒家在这一点上遇到了不可突破的内在困境。事实
上,我倒认为真的要求每个人与每个人都互敬是违反人类自然天性的 (这
不是说我反对人人互相尊重,反之,我倒希望大力提倡这一点) ,父母亲
和幼稚儿女之间,强调互敬有时候是很怪异的。可能真正麻烦的是,怎麽
样让居於尊位者能够充份爱护居卑位者。如果这实际上不可能,我们也许
必须要以制度来强使不同地位的人之间保持互相尊重的关系 (至少是形式
上的尊重) 。就此而言,儒家的传统教义可能必须做出调整,才能符合现
代社会的需求,才能与民主化的潮流相适应。禅也许有些反智的倾向,但
是它同时也代表理性化社会中人们对於空灵之美的追求,它本身代表一种
不同型态的智慧。我觉得它如果能在此时受到某些人的欣赏,正反映出它
能满足现代社会的某些心理需求。我倒不认为它会造成多麽重大的影响,
更不认为它会淹盖过儒家的势力。

我觉得,基督教无法在台湾社会中充分发展,原因主要不在於儒家,更不
在於禅,而比较是在於道教。道教的教义驳杂不纯,流派也多,作为思想
潮流,它实在难登大雅之堂。但是道教的思想却能溶合那些已经在中国基
层社会生根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它的那些仪式。「仪式」是宗教赖以存续
的重要成份。一个过於抽象、思辩性的宗教是很难在民间生根的,而道教
并没有这样的问题。韩国有儒教而没有道教,它今天却轻易地接纳了基督
教成为其主要宗教。

我当然不是说儒家与基督教没有□格,但是其间□格并不是那麽大。

儒家与基督教何者较可能接纳或鼓励民主化? 我相信基督教是比较可能有
利於民主化发展的,因为它强调平等与博爱,这种精神与民主的精神是比
较相容或一致的。不过,事情也并不是这麽简单。由基督教并不能逻辑地
导出民主,其间仍然需要许多其他条件的配合,有些条件恐怕只是出於历
史的偶然。至少,多项条件能够配合起来,本身是需要特定的机缘。我们
今天来谈民主化,可能居於一种较优越的地位,因为民主这个概念已经大
致上被接受了,不需要再像亚里斯多德那样,经过一番长篇大论之後,才
勉强得到支持民主的结论。此外,因为已经有了许多民主的榜样,甚至有
了民主化的外在压力,即使我们既有的社会条件不能自发的鼓励民主化发
展,只要它们不是直接与民主相矛盾,也就不足为虑。儒家思想会不会阻
挡民主化的进路? 可能会,但是我想那几乎已成为过去,它的势力,以及
它被重新诠释过之後,它已经不足也不会阻挡民主化的潮流。相对於回教
而言,儒家毕竟是比较理性、务实得多的一种思想。反过来说,我们是不
是要提倡基督教,我倒颇有疑虑。我虽然不尽同意Lazyrat 兄关於宗教的
意见,但是他的说法仍然有相当道理,至少我们得谨慎检讨,再做决定。

〔gospel〕

我好欣赏您所说的:理想不能从外在制度得到永恒保证,理想永远需要间
歇的复振。现就您所提的,我再有些意见就教。

1.我觉得伪善是因修身齐家的结构中,太容易为自己作辩护了。人性有其
荣美,也有其堕性,保证一个人在修身过程中助长其荣美,又抑止其堕落
的肯定性原则在哪里?其实这也是我忧心禅的地方。即或一个人努力修行
诚实向己,也难保没有盲点。更何况它更常是用来自我证明。

2.关於您所提基督教信仰与道教的问题,我不得不扯出菁英与普罗张力的
问题,这也是我很纳闷的问题之一。基督教信仰中一样有适宜民间的仪式
,一样有适宜普罗的成分,而它呈现出来的情况,也是难登大雅之堂。我
想问题不在道教与基督教的仪式或抽象问题,[否则您无法解释基督教信仰
在韩国复兴,竟是那种的模式。]我顷向解释在精英间,基督教信仰与新时
代运动,禅,儒家不相容,在普罗间,基督教与道教不相容。至於我们现
在的讨论,根本无关普罗,这是知识份子的盲点。以前知识份子主导思想
,现在民主社会可不一定了!若我们要把今天的讨论呈现给普罗,大约要
办一场嘉年华会,还得请歌星助阵,否则我们两人都会没有选票。这问题
因为太困扰我,所以只谈到这里啦!

关於中国宗教理念的包容性,我认为不能只切割出宗教来看,因为中国是
极强调政治正统性的国家,凡与政治扯上边,都有正统非正统的对立抗拒
,若不与政治扯边,则相安无事。因与政治碰触而遭祸的宗教事件,历史
上不是没有,所以中国宗教都尽量不涉世事。

反观西方,宗教素来与政治正统形成张力,公元前的先知系统,与公元後
的教会系统,一直是「旷野呼喊的声音」。向政治体系提出挑战。直到教
会因君王皈依得权腐化,马丁路德出来改教为止。所以若以全面背景来探
究,不能说中国是一个宗教包容性强的国家,他的前提守的紧,宗教是在
政治之外才有自由度,也是因为西方宗教与政治素来有瓜葛,政治才那麽
容易假宗教之名行宗教战争。

关於西方思想与希腊罗马的关系,我倒不是不在意,而是希罗思想侧重人
性,基督教信仰侧重神性人性之间的张力,打从六零年代美国带起「回到
东方」思想运动,探究灵界,甚至鼓励吸大麻以寻得超越人性的力量,我
认为希罗人文主义已走进死胡同,自己证明了自己的思想局限。

最後是提及基督教信仰的精华到底是什麽?我的看法是,精华在於它宣称
在人与自然律之上,有一兼具爱与公义与圣洁的有位格的神,他参与历史
并个人的人生,这带出来的影响是人的自谦,这对民主法治都有关系,而
东方宗教的天人合一系统,最後必然的逻辑是「我即是神」,「立地成佛
」,因此「正统」永远是政治的文化的迷思,也是个人自由心证的依据。
我的意思是说,人在最高境界中的天人合一,其实很容易变成是人天合一
,因此一切所行都可以以自由心证合法化。而其合法化的理由,并不是透
过实践理性或辩论中协调取得共识,因天人合一式的合法化,是不容易取
得议事空间的,反而非常容易有两极化的对立。这非常影响中国人的文化
与性格。这是我所谓的正统迷思,不是指朝代或天子的正统,是指著一种
不易包容多元意见的文化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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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 Wed Jul 22 16:06:26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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