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普遍主義精神與基督教

前一段網上有几篇論及制度與人性、民眾素質、文化、倫理道德以及宗教信仰等關系的好文章，讀后頗受啟發。這里我也來發表一點淺見。慕陶在〝素質與制度。。。〝一文中提到：〉西方的理性主義中一個重要內涵是強調計算性，另外則是其普遍主義的精神。〉後者促進一種一視同仁的態度。有趣的是，這種一視同仁的態度在基督教的上〉帝信仰之下，更被推到極致。因為上帝之外，沒有偶像。的確，這種對世人采取一視同仁態度的普遍主義精神是我們所觀察到的西方文化不同於東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普遍主義精神的反面是對人對事采用多重標准：一方面是對自己與對他人不同，另一方面是對他人中不同的人采用不同標准，或者根據親疏遠近，或者根據社會地位，或者根據政治觀點、信仰、種族、膚色等。我認為這是人性的自然傾向，偏向與自己親近的人或社會地位較高的人有較多的機會給自己帶來好處。傳統的中國文化中沒有特別關注這個問題，因此對它的約束和規范很弱（儒家〝己所不欲無施於人〝和佛教眾生平等的概念）。在中國古代社會，當大部分人的交往面不出本鄉甚至不出家族的年代，這大概也不會成為問題。而今天，由于人的流動性交往面加大，這種是否對人采取一視同仁態度的素質，可能成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否具有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之一。我認為在中國人的社會中，相比於西方社會，存在相互間合作困難，不易團結，內耗大等現象，是與缺乏這種普遍主義精神強烈相關的。因為，如果在關鍵的收益分配、是非論斷等問題上不能做到公平，而是使用多重標准，一個孤立的人在一個群體中就會失去安全感，他必須找到某種依靠：家族的、地域的，或者利用師生關系、同學關系以及私人友誼政治傾向甚至單純的利益交換等與他人結成利益聯盟，從而保障其在群體中的競爭優勢。在這種狀態下群體的效率會在兩方面受到損害：１群體中的每一個人都必需花費一定的時間精力去建立維持和發展他的關系，他所處環境的公平性越差，他在這方面的投入會越大。２各派系間的爭斗使內耗加大，也使跨越派系的團結與合作變得很困難。因此我認為這種缺乏普遍主義精神正是中國人社會內耗大的主要原因和不易團結合作的次要原因，后者可能與人們是否較容易取得相互信任有更大關系。現在我感興趣的是西方普遍主義精神的來源，在這個問題上我與慕陶先生看法不同，我認為它只源於基督教信仰而與理性主義無關（或許我對理性主義理解有誤）。基督教：（我不是基督徒，若我對基督教理解有誤，請網上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吝指正）這涉及到基督教對人的看法：１人人都犯了罪﹔２盡管如此，上帝仍然愛每一個人，每一個人在他眼中都被視為珍貴（即人因其本身而價值無窮，他對社會的貢獻等與這個價值相比是無足輕重的）。這里包含了人人在價值上平等的概念，同時還包含了人的不完美（都犯了死罪）和人的重價（為上帝所愛）。由於這兩點都是基督教核心教義之一，在聖經中被反復強調。因此信徒被要求愛別人（甚至仇敵）如同愛自己，愛好人如同愛壞人，〝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在此好人壞人義人歹人等是世人眼中的，因為在上帝面前沒有一個義人），寬恕別人如同自己為上帝所寬恕。當然要完全做到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正如我們所觀察到的，基督徒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也就是能夠以比較一視同仁的態度看待他人和自己。正是它構成了西方普遍主義精神的基礎，同時這種看人和對待別人的方式使人與人之間比較容易做到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取得相互信任，因此人們較能合作和團結。我認為這也正是西方社會高效率的主要來源。從這里還可以直接推出人權的概念，間接推出民主的概念（我認為人權是比民主更基本和重要的概念）。這里還需要討論一個問題：基督徒的這種行為模式是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人的天然本性的，什么原因使這種行為長時間大規模穩定地存在？我認為有兩個關鍵因素：１合理性，如果群體中所有的個體都這樣行，其結果將給整個群體帶來巨大利益，使每一個個體受益，因此其行為的最終效果是正的（對己有利）﹔２可行性，正效果的前提是大家都這樣做。〝如果我這么照顧別人，別人不給予同樣的回報我就虧了〝，〝如果別人這樣做我也這樣做〝。誰第一個這樣做，怎樣保証全體都這樣做（實際上只要保証主流社會這樣做即可）？在西方社會這是通過基督教：聖經的命令、信心（基督教最重要的素質之一）和積極主動的傳教模式來保証的。而當主流社會接受了這種行為模式后，就可將它作為一種社會公理和道德規范強制余下的人接受。經過改進的計算（理性主義？）：我們已經看到，人們的直接計算導致多重標准的行為模式。那我們是否可以算得遠一點大一點。其實不妨把以上的討論歸納一下，稱為經過改進的計算：如果我們大家對人都是一視同仁，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得到好處﹔如果我們不能做到這一點，我們都將受到損害。這種計算可以很容易得到人們的理解和認同（實際上大部分人通過自己的人生經驗都能悟出這個道理），關鍵的困難在執行上，因為這是一種行為，是一種帶群體性質的個人行為，也就是個人的行為需要別人的行互相配合才能產生效益，否則將使自己受損，無法堅持下去。同時這種行為也很難用法律或行政手段加以約束，因為難以檢測界定，易於偽裝。我們可以將其歸入社會道德的范疇，而倫理道德最終須要宗教（廣義的，我將共產主義和儒均算在內）的支撐才能在社會中建立和保持。（中國政府現在正在嘗試使用非宗教手段保持和建立社會道德，。。。至今為止這些手段還沒有產生明顯的效果。。。）以上我嘗試對普遍主義精神與社會效率、普遍主義精神與基督教之間的關系作了簡要分析。其中也涉及到了宗教對社會的直接功利價值。我對這類問題比較有興趣，因為它們正是中國當前最緊迫、影響最大、給人們帶來最多損害的問題之一，同時又是最難解決的問題，它涉及到改變所有的人，這不是通過改變領導人的想法、更換領導人或改變制度所能有效解決的，也不會由於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朮的進步自然到來，它涉及深層文化問題。它們的最終解決有賴於對中華文化作一些重要的發展，這種發展或者通過挖掘中華文化的潛質，或者通過引進別種文化中的優秀成果，或者兩者并行。（中華文化向那一個方向發展，我認為今后二十年是關鍵時期）。總的說來，我傾向於我們應該在一種強有力的基礎之上（所謂強有力的基礎是指那種較能夠將一種觀念付諸行動的基礎）建立人人平等及其它一些重要的基本觀念，這些觀念也是人們心理健康、社會公平和社會正義的基礎，我同意羽箭先生所言，有高素質的人民才可能建立起健康的社會、公正的法律體系、廉潔高效的政府，政治體制結構的選擇到是次要問題。最后感謝以琳先生對我疑問的解答。還有慕陶先生的文章總能給人很大啟發，雖然觀點我未必都同意。慕陶先生平和的文風更是令人景仰。（１９９６，１２，６）

Last Update: Mon Jul 20 18:13:23 1998